戬，高丽人，附国子学肄业，太平兴国五年登进士第。历官以清白闻，其为转运使，苏易简所荐也。拯，初责知端州，言事不已，尝请遣使括诸路隐丁，更制版籍，及议盐法通商，凡十余事。又献番禺纪异集。上欲召还，准素不悦拯，乃徙知朗州，道改通判广州。准既罢，拯以母丧请内徙，始命知江州。（拯本传云：拯知端州，既至上言十余事〔一五〕，太宗欲召还，寇准不可。按拯以淳化二年秋绌知端州〔一六〕，准以五年秋始参政，太宗欲召拯而但稍迁之，又左降焉，则准必在政府矣。拯为端州盖踰四年〔一七〕，所言十余事，决非始至时即上疏也。今略加删润，使不相抵牾。）
闰七月庚午，有司言诸州阙厘务官五十余员，诏尚书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于州县、幕职官中举廉恪有吏干者各一人以补之〔一八〕。
上谓宰相曰：“夫君子小人，趋向不同。君子畏谨，务在不欺闇室，执持名节，造次靡渝。小人则不然，内荏外刚，虽善谈忠信而履行颇僻，所以真伪难辨，然久而必败。其在官，黩于货贿，罔畏刑辟，及赃状露验，虽为小吏所持，亦不耻拜以求解。如薛智周为侍御史、知婺州，政以贿成，士俗多以罗帛为献，智周聚敛不知纪极，州民谓之“罗端公”，即其为治可知矣。卿等职在抡材，今令朝臣举官〔一九〕，已是逐末，更不择举主，何由得人也？”（别本见七月庚子，今附举官后。）
辛未，诏：“自今中书门下只令宰相押班、知印。其参知政事，殿廷别设盨位，次宰相之后，非议军国政事，不得升都堂；祠祭、行香、署敕，并以开宝六年六月庚戌诏书从事。”
先是，内侍白承睿点检三司所造衣物，欠数甚众。上顾辅臣曰：“朕顷令三司，每端午、初冬、诞节所造衣物，各为一界，则帐籍实时可毕，情弊无由而生。今三司总为一界，何也？”因言：“事得其要，则简而易理。今三司但欲增置关防，以塞奸幸，不知纲目既众，簿书愈多，奸幸弥作。朕欲并三司为一，命官总判。及减省勾院、磨勘、理欠、凭由、支收、行帐、提点等司，当令盐铁使陈恕议其可否。”张洎曰：“明王为政，虽步骤不同，及其缉熙庶绩，莫先于简。国家乘五代之后，百度陵迟。三司掌邦计，故多创司分以谨关防，果能删繁就简，深合古道也。”
于是恕准诏上奏曰：“伏以封域寖广，财谷繁多，三司之中，簿牒填委，朝廷设法，督责尤严，官员吏人，救过不暇。若为三部各设主司，择才非难，办事亦易。事办过鲜，不挠上心，此亦一时之良策也。其勾院、磨勘两司，出于旧制，关防之要，莫加于此。理欠、凭由二司，虽非旧制，自逋欠失序，凭由散落，故设二司专令典掌。纲目咸具，制置有伦，逋欠无失理之名，凭由鲜流散之弊，实亦要切，不可废除〔二〇〕。若两司并委一官，方及判官一员公事。其主辖支收，早因从京支度财货，转输外地，此除彼附，照验稽延妨滞，京城得替主吏，遂设此司，专行检辖，凡是支拨官物，便给除破文凭，却于本司置簿纪录，催到收附文记〔二一〕，即勾销簿书，取捷之门，亦为允当。其行帐司近日权置，了绝旧帐，账目告尽，司额自除。提点司是中旨特置，提振三司废怠之事，固非有司敢得拟议也。”癸未，诏：“三司都凭由司、理欠司宜并为一处，命官兼判。应诸道逋负官物，令三司逐部理纳，理欠司但总其所逋之数纠督之。废提点司。”余悉从恕之奏。
恕峭直守公，性靡阿顺，每便殿奏事，上或未察，必形诮让。恕敛版踧缩，退至殿壁，负墙而立，若无所容。俟上意稍解，复进，悫执前奏，终不改易，如是或至三四。上察其忠亮，多从其议。尝御笔题殿柱曰“真盐铁陈恕。”当时言称职者，亦以恕为首焉。（别本在癸未。）
八月，审官院引大理寺丞宣城高惠连面授朝官。上欲肃清中外，临轩亲择官吏，如有绩用而无私累者，必加奨擢焉。
江、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