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一〕定公四年左传，子鱼对卫灵公曰：“君以军行，祓社衅鼓，祝奉以从，于是乎出境。若嘉好之事，君行师从，卿行旅从。”
〔二〕定公十年谷梁传曰：“类谷之会，孔子相焉，两君就坛，两相相揖。齐人鼓噪而起，欲以执鲁君。孔子历阶而上，不尽一等，而视归乎齐侯，曰：“两君合好，夷狄之民何为来为？”命司马止之。齐侯逡巡而谢曰：“寡人之过也。””
〔三〕见定公十年谷梁传之文。
是夏，月氏王谢将七万骑攻班超〔一〕，超众大恐。超曰：“月氏兵虽多，千里逾葱岭，何足忧哉！但当收谷坚守，饥穷自降，不过数十日决矣！”谢攻超，不能下，抄掠无所得。超度其粮尽，必从龟兹求食，乃遣数千兵伏东界要之。谢果遣骑赉金银珠玉往龟兹，伏兵遮击，尽杀之。遣持所斩以示谢，谢大惊，即遣使请罪，愿得生归，超纵遣之。月氏震怖，岁岁奉贡。
〔一〕范书班超传曰谢乃是月氏副王。
秋七月，大将军窦宪出屯叙州。
九月，匈奴北单于遣使款塞，愿朝见宪。中护军班固迎单于，单于为南单于所破，远遁漠北，固至私渠海而还。于是北单于地空，宪欲自为功，乃立降者鹿蠡王阿修为单于〔一〕，因置中郎将领护军，如南单于故事。事下公卿，司徒袁安、太尉宋由、太常丁鸿、少府〔尹〕睦（识）以为〔二〕：“阿修，诛君之子，又与鲜卑、乌桓为父兄之雠，不可立。南单于先帝所置，今首破北虏，新建大功，宜令并领降众，以终先帝破北成南之策。”
〔一〕范书袁安传作“阿佟”，南匈奴传作“于除鞬”。惠栋曰：“袁纪作“阿修”。”钱大昭曰：“疑即于除鞬也。”集解引黄山曰：“案南匈奴传：“章和元年，鲜卑击北匈奴，斩优留单于。”又“永元三年，北单于复为耿夔所破，逃亡不知所在，其弟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，遣使款塞。窦宪上书，立为北单于，朝廷疑之”。似阿修别为一人，乃优留之弟。若于除鞬之兄，是为嗣单于，但逃亡，未尝为二虏杀也。惟袁纪谓阿修诛君之子，又与乌丸、鲜卑为父兄之雠，则似即为于除鞬。故通鉴不更及阿修之名也。”按钱说是。
〔二〕据通鉴考异改。然按范书，永元二年，任少府一职者，窦嘉也。时尹睦任大司农，与袁纪异。又范书袁安传载，同安议者乃任隗、刘方、尹睦也，而宋由、丁鸿、耿秉等皆可宪议，亦与袁纪异。宋由乃窦氏之党，不当从安议，且太尉不当列司徒下，此“太尉宋由”恐系“司空任隗”之误。
议未定，安惧宪计遂行，复独上封事曰：“臣闻功有难图不可豫见者，事有较然易料不疑者。臣谓惧守正执平者，臣请以先帝旨意明之。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单于者，欲以安南定北，分匈奴之势也。孝明皇帝欲褒成先帝之功，故赫然发怒，命将征伐。陛下奉承洪业，大开强宇，大将军远出籍胜，此诚宣明祖宗余志之弘勋也。自南单于归德已来，四十余年矣，三帝积累，以遗陛下，孳孳所成也。今南单于屯建大谋〔一〕，深入匈奴，空尽北虏，屯之大功也。辍而不图，改立新降，以一朝之计，违三代之业，背先祖，弃旧恩，非计之长也。夫言行，君子之枢机〔二〕；赏罚，治国之纲纪〔三〕。论语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，行矣。”今失信封南一屯，则百蛮不敢复保誓矣。阿修诛君子，于春秋之义所不当立〔四〕。而乌丸、鲜卑新杀北单于，情莫不忿恶其雠，今而立之，则失意而怀怒矣。兵、食可废，信不可去〔五〕。且汉故事，供给南单于费值岁一亿九千余万〔六〕。今北庐弥远，其费过倍，是所以空尽天下也。”诏下其议，与宪更相难十余条〔七〕。宪负恃贵势，言辞骄慢，安终不移，上卒从安议〔八〕。
〔一〕屯，即屯屠阿也。
〔二〕见易系辞上。
〔三〕类聚卷五二引韩子曰：“言先王仁义，无益于治，必赏罚则国治。”按此乃显学篇之文，而陈奇猷韩非子集解无“必赏罚则国治”句，注引陶鸿庆语“必吾赏罚”下有脱文，陈补“则倍其始法度赏罚”八字。按太平御览卷六二四引，作“必赏罚则国富而治”，下接“法度赏罚者，国之脂泽粉黛也”，与类聚同。陈所补恐非。
〔四〕昭公十一年公羊传曰：“诛君子不立。”
〔五〕论语颜渊曰：“子贡问政，子曰：“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，何先？”曰“去兵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，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”
〔六〕范书袁安传作“一亿九十余万”，恐非。
〔七〕“与”原作“于”，据范书径改。
〔八〕范书作“竟立阿佟为单于”。通鉴从范书，作“上竟从宪策”。
◎三年（辛卯、九一）
春正月甲子，皇帝加元服，仪用新礼。赐王公列侯在京师者黄金，〔将〕（列）大夫郎吏帛〔一〕，及天下男子爵各有差。鳏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人帛一匹，酺饮五日。系囚亡命赎罪各有差。
〔一〕据黄本及范书改。
擢曹裒为射声校尉〔一〕。尚书张敏奏裒擅制礼仪，破乱圣术，宜加削诛。上寝其奏。是后众人不能信裒所制，又会礼仪转迨，遂寝而不行。
〔一〕“裒”即褒，古通用，见尔雅释文。
袁宏曰：夫礼也，治心轨物，用之人道者也。其本所由在于爱敬自然，发于心诚而扬于事业者。圣人因其自然，而辅其性情，为之节文，而宣以礼物，于是有尊卑亲疏之序焉。推而长之，触类而申之，天地鬼神之事，莫不备矣。古者民人淳朴，制礼至简，污樽抔饮〔一〕，可以尽欢于君亲；蒉桴土鼓〔二〕，可以致敬于鬼神〔三〕。将之以诚，虽微物而可重，献之由心，虽蒲质而可荐。此盖先王制礼之本也。中古损益，教行文质，范金合土，而栋宇之制丽矣；绘集采色，而衣裳之度彰矣；比声谐音，而金石之品繁矣。夫简朴不足以周务，故备物以致用；卑素不足以崇高，故富以成业〔四〕。此又先王用礼之意也。夫尊卑长幼不得而移者也，器服制度有时而变者也。小则凶荒殊典，大则革伏异礼，所以随用合宜，易民视听者也。此又先王变礼之旨也〔五〕。是故王者之兴，必先制礼，损益随时，然后风教从焉。故曰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”〔六〕。
〔一〕礼记郑注曰：“污尊，凿地为尊也。抔饮，手掬之也。”
〔二〕礼记明堂位曰：“土鼓、蒉桴、苇钥，伊耆氏之乐也。”按土鼓是在陶缶基础上形成的陶制鼓乐器。而蒉桴则是用蒉草束作成的鼓槌，击土鼓而伴歌舞。
〔三〕礼记礼运篇曰：“污尊而抔饮，蒉桴而土鼓，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。”郑注曰：“言其物虽质略，有齐敬之心，则可以荐羞于鬼神，鬼神飨德不飨味也。”
〔四〕“卑”字据黄本补。又陈璞疑“富”下有脱字，是。
〔五〕汉书礼乐志曰：“王者必因前王之礼，顺时施宜，有所损益，即民之心，稍稍制作。”
〔六〕见论语为政。
汉兴拨乱，日不暇给，礼仪制度阙如也。贾谊曰：“夫立君臣，等上下，使纲纪有序，六亲和睦。此非天之所设也，人之所为，不修则坏。宜定制度，典礼乐，使诸侯轨道，百姓素朴。”〔一〕乃草具仪，寝而不行。后之学者董刘之徒〔二〕，亦言礼乐之用，而不能详备其制度。夫政治纲纪之礼，哀乐死葬之节，有异于古矣，而言礼者必证于古，古不可用，而事各有宜，是以人用其心，而家殊其礼，起而治之，不能纪其得失者，无礼之弊也。曹裒父子慨然发愤，可谓得其时矣。然裒之所撰，多案古式，建用失宜，异于损益之道，所以废而不修也。
〔一〕出汉书礼乐志，文字稍有出入。
〔二〕董，董仲舒；刘，刘向也。
冬十月，幸长安，祠园陵。诏令大将军宪与车驾会长安。时尚书见宪，皆欲释仗称万岁，尚书令韩棱曰：“枉道事人臣，非所以立身也。且礼，无为人臣称万岁之制。”左右皆惭，遂已。
十二月，龟兹、姑墨、温宿国皆降。乃以班超为西域都护，徐干为长史，复戊己校尉。唯焉耆、〔危〕须、尉黎以前杀都护陈睦不内附〔一〕。
〔一〕据范书补。杀陈睦事见卷十永平十八年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