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八年（癸未、八三）
春正月壬辰，东平王苍薨。
初，苍疾病，上忧念苍，使道上置驿马，以知疾之增损。薨问至，上悲不自胜，诏东平傅录王建武以来所上章奏及作词赋，悉封上，不得妄有阙。司空第五伦见上悼怆不已，求依东海王故事，自请护丧事〔一〕。上〔以〕东海王行天子礼〔二〕，旧制无三公出者，乃遣大鸿胪持节护丧事，诏诸王及公主、京师诸侯悉诣东平王葬，哀策曰：“咨王丕显，勤〔劳〕王室〔三〕，亲命受策，昭于前世，出作蕃辅，克慎明德。昊天不吊，不报上仁，使屏余一人，茕茕靡有所终。今诏有司加赐鸾辂车、乘〔马〕〔四〕、龙旗九旒、虎贲百人，谥曰献王〔五〕。”
〔一〕事见卷九明帝纪上。时东海王强薨，明帝遣司空冯鲂持节护丧事。
〔二〕据惠栋说补。
〔三〕据范书补。
〔四〕据东观记、范书补。
〔五〕东观记、续汉书、范书均作“宪王”，惟通鉴取袁纪说。
秋，即择班超为将兵长史，以徐干为司马。遣卫侯李邑使乌孙，到于阗，上言西域功不可成，盛毁超云：“拥爱妻，抱爱子，安乐外国，无内顾心。”超闻邑言，叹曰：“身非曾参，而有三至之谗〔一〕，恐见疑于当世。”遂出其妻。上知超无二心，乃诏责邑，〔超〕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〔二〕。徐干谓超曰：“邑前亲毁君，欲败西域，今可缘诏留之，遣他吏送侍子。”超曰：“是言之狭也。以邑毁超，故遣之，内省不疚〔三〕，何恤邑言。今留之，一时快意，然非忠臣也。”
〔一〕战国策秦策甘茂对秦武王曰：“昔者曾子处费，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，人告曾子母曰：“曾参杀人。”曾子之母曰：“吾子不杀人。”织自若。有顷焉，人又曰：“曾参杀人。”其母尚织自若也。顷之，一人又告之曰：“曾参杀人。”其母惧：投杼踰墙而走。”
〔二〕范书班超传曰：“令邑诣超受节度。诏超：“若邑任在外者，便留与从事。”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。”袁纪恐多有脱文，今补一“超”字。
〔三〕见论语颜渊。子曰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！”
于是疏勒王忠反，保乌即城。超乃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。其后忠设诈伪降，愿弃前罪，为杀新王。超内知其谋，而伪许之。忠大喜，将轻骑三百诣超。超密勒兵，待酒数行，超叱吏执忠，斩之，放击其众，大破之。
冬十二月，行幸陈留、梁国、淮阳、颍川。
戊申，诏曰：“五经剖判，去圣弥远，章句传说，难以正义，恐先师道丧，微言遂绝，非所稽古求道也。其令诸儒学古文尚书、毛诗、谷梁、左氏传，以扶明学教，网罗圣旨。”
古文尚书者，出孔安国。武〔帝〕世〔一〕，鲁恭王坏孔子宅，欲广其宫，得古文尚书及礼〔二〕、论语、孝经数十篇，皆古字也。恭王入其宅，闻琴瑟钟磬之音，瞿然而止。孔安国者，孔子后也，尽得其书。尚书多于伏生所传（六）十〔六〕篇〔三〕，安国献之。
〔一〕据汉书艺文志补。
〔二〕礼，礼记也，见汉书艺文志。
〔三〕据汉书艺文志改。
毛诗者，出于鲁人毛苌。自谓子夏所传，河间献王好之。
谷梁者，瑕丘江公受之鲁申公。武帝时，董仲舒善说公羊，江公讷于口辩，义不如董仲舒，故谷梁学寝微，唯卫太子善谷梁。宣帝即位，闻卫太子好谷梁，乃求能为谷梁学者，得沛人蔡子秋〔一〕，与公羊家并说。上善谷梁，后大儒萧望之等廷论二家同异，多从谷梁，由是谷梁学复兴。
〔一〕汉书儒林传作“蔡千秋”。
汉初张苍、贾谊、张敞皆修春秋左传，谊为左氏训故。御史张禹与萧生同官〔一〕，数言左氏于望之，望之善之，及翟方进、贾〔护〕（谊）、刘歆并传左氏学〔二〕。故言左氏者，本之贾〔护〕（谊）、刘歆。
〔一〕萧生，即萧望之也，时亦任御史。
〔二〕汉书儒林传曰：“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，数为望之言左氏，望之善之，上书数以称说。……授尹更始，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、胡常。常授黎阳贾护季君，哀帝时待诏为郎，授苍梧陈钦子佚，以左氏授王莽，至将军。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。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、刘歆。”袁纪此文实取资于此，作“谊”、乃涉前“贾谊”而误，故据以改。下同。
此四学虽传于世，至建武初议立左氏学，博士范〔升〕（舛）议讥毁左氏〔一〕，以为不宜立。〔章〕（愍）帝即位〔二〕，左氏学废，乃使郎中贾逵叙明左氏大义。逵又言古文尚书多与经传尔雅相应，于是古文尚书、毛诗、周官皆置弟子，学者益广。
〔一〕据范书改。
〔二〕陈璞以为“愍帝”是“明帝”之误。今按范书贾逵传及袁纪下文，乃“章帝”之误。陈说甚失考。
逵字景伯，右扶风平陵人。身长八尺二寸，弱冠能诵五经、左传，兼通谷梁诸家之说，沈深有用，其所学者，可为人师。明帝时为郎，使与班固校书。帝即位，雅好古学，诏逵入讲白虎观，使说左氏传，上善其说。逵母尝病，上以逵居贫，欲赐之，以校书比例多，乃以钱二十万，使颍阳侯马防与逵。逵让曰：“逵母病甚，子贫无事于外，屡空，且从孤竹于首阳矣〔一〕。”其思厚若此。迁卫士令。逵才学皆通，其所著论，为学者所宗。性佚，不修小节，当世以此讥焉，故不至大官。
〔一〕范书贾逵传，此乃章帝嘱马防之语，按袁纪下文作“其恩厚若此”，则袁纪“逵让曰”当是“谓防曰”之误。又范书“无事”作“无人事”。李贤曰：“谓不广交通也。”贤又曰：“史记曰：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子也，隐于首阳山，卒饿死也。”
袁宏曰：尧舜之传贤，夏禹、殷汤授其子，此趣之不同者也。夏后氏赏而不罚，殷人罚而不赏，周人兼而用之，此德刑之不同者。殷人亲尽则婚，周人百世不通，此婚姻之不同也。立子以长，三代之典也，文王废伯邑考而立武王，废立之不同者也。“君亲无将，将而必诛。”〔一〕周之制也；春秋杀君之贼，一会诸侯，遂得列于天下，此褒贬之不同者。彼数圣者，受之哲王也，然而会通异议，质文不同，其故何耶？所遇之时异。
〔一〕详见卷十注。
夫奕者之思，尽于一局者也；圣人之明，周于天下者也。苟一局之势未尝尽同，则天下之事岂必相袭哉！故记载废兴，谓之典谟；集叙歌谣，谓之诗颂；拟议吉凶，谓之易象；撰录制度，谓之礼仪；编述名迹，谓之春秋。然则经籍者，写载先圣之轨迹者也。圣人之迹不同如彼，后之学者欲齐之如此，焉可得哉！故曰“诗之失愚，书之失诬，易之失贼，礼之失烦，春秋之失乱”〔一〕，不可不察。圣人所以存先代之礼，兼六籍之文，将以广物惯心，通于古今之道。
〔一〕语出礼记经解篇。注曰：“失，谓不能节其教者也。诗敦厚近愚；书知远近诬；易精微，爱恶相攻，远近相取，则不能容人，近于伤害；春秋习战争之事，近乱。”
今去圣人之世，几将千年矣，风俗民情，治化之术，将数变矣。而汉初诸儒，多案春秋之中，复有同异。其后殷书礼传，往往间出，是非之伦，不可胜言。六经之道可得详，而治体云为迁易无度矣。昔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，诸子之言纷然殽乱。太史公谈判而定之，以为六家〔一〕；班固演其说，而明九流〔二〕。观其所由，皆圣王之道也，支流区别，各成一家之说。夫物必有宗，事必有主，虽治道弥纶，所明殊方，举其纲契，必有所归。寻史谈之言，以道家为统；班固之论，以儒家为高。二家之说，未知所辩。
〔一〕六家者，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也。
〔二〕九流者，儒、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杂、农也。
尝试论之曰：夫百司而可以总百司，非君道如何情动〔一〕，动而非已也。虚无以应其变，变而非为也。夫以天下之事，而为以一人，即精神内竭，祸乱外作。故明者为之视，聪者为之听，能者为之使，惟三者为之虑，不行而可以至，不为而可以治，精神平粹，万物自得，斯道家之大旨，而人君自处之术也〔二〕。夫爱之者，非徒美其车服，厚其滋味，必将导之训典，辅其正性，纳之义方，闲其邪物。故仁而欲其通，爱而欲其济，仁爱之至，于是兼善也。然则百司弘宣，在于通物之方，则儒家之算，先王教化之道。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，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。故道明其本，儒言其用，其可知也矣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