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甲戌朔，诏诸路监司、帅守条具被受专法来上，用太府寺丞王良臣请也〔2〕。丁丑，诏侍讲朱震、范冲专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孙近、唐焊仍讲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郑滋、胡交修读《三朝宝训》。上雅好《左氏春秋》，故择儒臣讲之。诏职事官、监察御史至侍从并馆职正字已上及在外侍从官、监司、帅守各举所知充监司、守令，限半月具奏，用侍御史张致远请也。诏诸路勘合钱每贯收十文足，勘合钱，即所谓钞旁定帖钱旨。辛巳，诏客贩淮浙盐至荆湖州军，如愿般贩往襄阳府路者，听从便京西，旧东北盐地分至是始通焉。甲申，淮东宜抚使韩世忠以大军发镇江。世忠将行。上赐手札曰：“昨因敌退，议者以经理淮甸为言，人多惮行，卿独请以身任其责，朕甚嘉之。”时山阳残弊之余，世忠披荆棘，立军府，与士同力役，其夫人梁氏亲织薄为屋。将士有临敌怯懦者，世忠遗以巾帼，设乐大燕会，俾为妇人妆而耻之。军垒既成，世忠乃抚集流散，通商惠工，遂为重镇，观文殿大士李纲进省记到《建炎时政记》二册。上谓大臣曰：“朕已看过，皆是实事。纲近日论事非往时之比。”赵鼎曰：“纲才气过人，但自辟属官多少年浮躁之士，致有所累耳。”辛卯，中书门下后省奏：“上殿臣僚，有亲闻圣语者，乞依庆历七年诏旨备录。关修注官如循习故例，隐匿不报，以违制论。”壬辰，左奉议郎李椿年入对，上问以民间利害，椿年曰：“今日法令非不善，财用非不足，而州县每每不治者，在不得人耳。若于二税稍加措置，不至失陷，用度自足。若转运司更将常赋随时转易，通一路之有无，财不可胜用也。”上曰：“今日监司、郡守不相协济，朕在河朔亲所备见。监司所至，不恤州郡有无，尽行划刷，州郡往往藏钱，不令监司知。”椿年奏曰：“诚如圣训。”甲午，赵鼎奏：“近久雨，恐伤苗稼。欲下临安府祈晴。”孟庾、沈与求曰：“以天气久寒，蚕损甚众。”上曰：“朕见令禁中养蚕，使知稼穑艰难。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养蚕织绢甚详，元符间因改山水。”丁酉，复移浙西安抚司于临安府，以驻跸之地理宜增重事权故也。戊戌，诏道州丁米依旧于田亩上均敷，用本州请也。庚子，罢饶州孳生监，鄱阳地高寒，非马所宜，自置监至今，所蓄牝牡马五百六十二，而毙者三百十有五，驹之成者，二十有七而已，其刍粟又皆赋于民，人不以为便，故罢之。兵部侍郎王居正献《辩学》四十二篇。居正尝入见，请以旧所论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于道者为献，上许之。居正乃厘为七卷，其一曰蔑视君亲，亏损恩义，凡所褒贬，悉害名教；其二曰非圣人，灭天道，诋诬孔孟，宗尚佛老；其三曰深惩言者，恐上有闻；其四曰托儒为奸，以行私意，变乱经旨，厚诬天下；其五曰随境互说，反覆皆违；其六日排斥先儒，经术自任，务为新奇，不恤义理；其七日三经《宇说》，自相抵牾。诏送秘书省崇文观。王安石学益盛，内外校官，非三经义、《字说》不登凡案，居正独非之。至是因事请对，进言曰：“臣闻陛下深恶安石之学久矣，不识圣心灼见弊安在？敢请。”上曰：“安石之学杂以霸道，取商鞅富国强兵。今日之祸，人徒知蔡京、王黼之罪，而不知天下之乱，生于安石。”居正对曰：“祸乱之原，诚如圣训。然安石所学得罪于万世者不止此。”因为上陈安石训释经义无父无君者一二事。上作色曰：“是岂不害名教？孟子所谓邪说者，正谓是矣。”居正退，即序上语系于《辩学》书首上之。辛丑，都督行府言：“知泰州邵彪具到营田利害，勘会所陈，委可施行。合关送尚书省指挥。”从之。参知政事孟庾、沈与求见其所关，曰：“三省、枢密院乃奉行行府文书邪？”皆不乐。宰相赵鼎不较，人以为难。癸卯，移镇江榷货务都茶场于真州。初，诏问宰执战守方略，吕颐浩上十事，一论不用兵则中原不可复；二论金将志骄意满，此将亡之兆；三论用兵当用夏月；四论分道进兵，宜以五万人由泗上捣汴京，二万人由海上攻沂、密，又二万人驻濠上为援，不可深入，惟敕大将不得杀掠。至八月班师，明年复出；五论军粮，海道二万人日食米四百石，合于四明支一月粮计一万二千石附海船以去，至山东则有粮可因，河上军粮由淮可运，此皆不患，惟趋汴京之师合赍十日粮至南京，则粮可以因矣；六论发兵日乞圣驾驻跸镇江；七论淮南通、泰盐岁一千四五百万贯，而二浙止七八百万，通、泰倍于二浙，尤宜选能吏为守；八论机不可失，兵屡得捷，如吴玠初击退于和尚原，再御退于饶风岭，又大捷于仙人关，去岁贼犯淮甸，亦无所得而遁，若不发兵，终无息肩之期矣。臣考宣和间，户部月支才九十万，而近年月支百一十万。夫养兵二十万，不北向以争天下，则东南民力何以堪；九论海船以闽为上，广次之。温、明又次之，今天以此利赐我，宜用之以扰登、莱。南风而往，北风而归，虏虽铁骑百万，必不能御；十论今、前宰执六人议必不一，是非可否，在陛下独断而已。朱胜非言：“自陛下议明军政，赏罚必当。今内外劲兵三十余万，宜于此时进取，无失机后悔。”遂上四事，一曰进讨僭伪，二曰守御江淮，三曰招抚遗民，四曰审度敌情。以为“陛下勿谓贼马退遁为可喜，而以僭伪未诛、仇敌未报为可虑。勿以保全东南为可安，而以中原未复、赤县神州犹污腥膻为可耻。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，而以军政未修、士气未振、尚使狂寇得以僭窥为可虞，则中兴之功可指日而俟。守备之宜，则当料理淮甸、荆襄以为藩篱，当于淮南东、西及荆襄置三大帅，屯重兵以临之，东路以扬州，西路以庐州，荆襄以襄阳为帅府。淮东路则以江东路财用给之，荆襄则以湖北路财用给之。徐议营田，使之赡养，假以岁月，则藩篱成守备之宜，莫大于是矣。然后可以议攻战之利。亦当分责于当路大帅，谓如淮东、西之帅则当责以收复京东东、西路，荆襄则当责以收复京西南、北路，川陕之帅则当责以收复陕西五路。若夫措置之方，则臣愿先定驻跸之所。今銮舆未复旧都，莫如权宜，且于建康驻跸，控引二浙，襟带江湖，运漕财谷，无不便利。臣昨于建炎初建议推关中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为下者，以天下形势言之也。然淮南有藩篱形势之固，然后建康为可都。愿陛下与二三大臣熟计之。绥怀之略，则臣愿先为自治自强之计，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，益坚戴宋之心。”又曰：“陛下忧勤至矣，而未足以成中兴之业，则群臣误陛下也。大概近年所操之说有二，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，而以治兵为失策；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，而以进御为误国。万口和之，牢不可破。终累年以来冠盖相望，而初不得其要约。翠华蒙犯，而尚未有所定居。上下苟且偷安，而不为长久之计。天步益艰，国势益弱。职此之田，大运有开，天启宸衷，超然远览，悟前日和议之失而躬总六师，惩前日退避之非而亲临大敌。逆臣悍虏数十万众饮马江干，虽未能扫荡邀击，尽歼丑类：而天威所临，亦足以使之震怖，不敢南渡，潜师宵奔，则和议之与治兵，退避之与进御，其效既可睹矣。臣愿陛下反前日之为，勿复为退避之计，姑罢遣和之使，择所当为者，一切以至诚之意为之，先后本末，各以次第修举，仓廪实，府库充，器用备。士气振，力可有为。方议大举，则虽兵未交，而胜负之势以决矣。抑臣闻朝廷者，根本也；藩方者，枝叶也，根本固则枝叶繁。朝廷者，腹心也；将士者，爪牙也，腹心壮则爪牙奋。今国家远有强盛之黠虏，近有僭伪之逆臣，所仰以为捍蔽者在藩方，所资以致攻讨者有将士，然根本腹心则在朝廷。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，则是非既明，赏罚必当，自然藩方协力，将士用命，虽有黠寇不足畏，逆臣不足忧，此特在陛下方寸间耳。”具条上六事，一曰信任辅弼，大略谓“今选于众以图任股肱之臣，遂能捍御大敌，可谓得人。愿陛下待以至诚，无事形迹，久任以责成功，勿使小人得以间之。”二曰公选人材，大略谓“陛下临御已来，用人材多矣。世之所许以为正人端士者，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。盖自昔抱不群之材者，常为小人所忌嫉，或中之于黮暗，或措之以党与，或诬之以大恶，或摘以细故。而以道事君者，不可则止，虽负重谤，遭深谴，安于义命，不复自辨。夫人主岂能常无爱憎？然必去爱憎，而后能用人以兴邦者，爱憎出于私情，用人必由于公道故也。陛下诚能推至公之道，将见人材辈出，中兴之业，不难致矣。”三曰变革士风，大略谓“近年士风尤薄，不顾国体，惟欲进身，不核事实，惟欲伤人，大骂则大进，小诋则小迁，翕讹成风，此非朝廷之福也。朝廷设耳目之官以广视听，故许之以风闻，至于大故，须当核实，使果如其言，则诛责所加，不宜此从轻典，使言而无实，服谗搜慝，得以中害善良，皆非所以修正刑也。陛下得一张浚，付以西事，浚以忠许国，虽失机会不为无过，而言者绳以大恶，赖浚有浴日之功，足以结知，又有大臣为之辨，得以洗濯，不然何以雪哉？愿陛下降诏戒士大夫，使体德意，务从忠厚，则中兴之业，不难致矣。”四曰爱惜日力，大略谓“事粗定之时，朝廷所推行者，皆簿书期会不急之细务，至于攻讨防守之策，军国之大计，皆未尝留意，安得不为敌人之所陵侮？愿诏大臣熟议所以为规模者，画一条具，如立课程，以次施行。”五曰务尽人事，大略谓“天人之道，其实一致。今未尝尽人事，敌至则先自退屈，而欲责功于天，可乎？愿与大臣协心同力，务尽人事，以听天命。”六日寅畏天戒，大略谓“比年以来，天屡谴告。愿陛下以至诚之意，正厥事以应之。”疏累数千言。时秦桧、汪伯彦、李柄、颜岐、王绚、韩肖胄皆应诏上对，惟纲议剀切的当。知福州张守言：“明诏四事，臣以为莫急于措置，措置苟当，则余不足为陛下道矣。臣请为措置之大略：其一，措置军旅，其二，措置粮食。何谓措置军旅？神武中军当专卫行在，而以余军分措三路，一军驻于淮东，一军驻于淮西，一军驻于岳鄂或荆南，择要害以处之，使北至关辅，西抵川陕，血脉相通，号令相闻，有唇齿辅车之势。则自江而南，可以奠枕而卧也。然今之大将皆握重兵，贵极富溢，前无禄利之望，退无诛罚之忧，故朝廷之势日削，兵将之权日重。而为大将者，万有一称病而赐罢，或卒然不讳，则所统之粟，将安属耶？臣谓宜拔擢麾下之将使为统制，每将不过五千人，棋布四路，朝廷号令，径达其军，分合使令，悉由于朝廷之权以用之，然后可以有为也。何谓措置粮食？诸军既以分屯诸路，则所患者财谷也。然所费多寡，在彼犹在此尔，则所患者转输也。今宜举两浙之粟以饷淮东，江西之粟以饷淮西，荆湖之粟以饷岳鄂、荆南，量所用之数，责漕臣将输，而归其余于行在，钱帛亦然，恐未至于不足也。钱粮既无乏绝之患，然后戒饬诸将，不得侵扰州县，以复业之民户口多寡为诸将殿最，岁遣官覆实而升黜之，则民得以还其乡里，而田野日辟，生齿日滋，江北州县有复业之渐矣。如是措置既定，俟至防秋，复遣大臣为之统督，使诸路之兵首尾相应，绥怀之略，亦在是矣。然究其本原，则在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耳。所谓修德，不过正心诚意，畏天爱民，俭于家，勤于邦，远声色，屏货利，兢兢业业，凡可以累德者，无不去也。所谓修政，不过任贤使能，信赏必罚，抑权幸，裁冗滥，谨法度，兴廉耻，凡可以害治者，无不去也。持久不倦，盛德日新，四海爱戴，何患夷狄之不服？在陛下果断而力行之。”翟汝文言：“朝廷无远略，无定论，无腹心谋议之臣，三者不立，何后之善？自建炎俶扰，今九年矣，天下日苦于兵，而战守之计初未定也，经国规模初未立也，将相大臣每至防秋，则豫谋避地之计，至春则泰然安肆，如无事之日，敌至与众同惧，敌退与众同喜，如斯而已，所谓御敌者，臣不识也。臣愿择大臣有深谋者任之，责其恢复，拔用能将，必以克敌，合天下之英杰相与谟议立国之纲纪，规模先定，然后可为也。”胡安国时在湖南，闻有是诏，以书与其子起居郎寅曰：“比诏问旧宰执，即是国论未定，正要博谋，此机会不可失。若赞得归，是其绩不小，汝勉思之。吾有《时政论》二十篇，虽未详，大纲举矣。诸葛复生。不能易此也。”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