丁卯元祐二年春正月壬戌，王觌言：“朱光庭之论策题，言者既以为因苏轼与光庭之师程颐有隙而发矣，吕陶之言朱光庭，论者又谓陶与苏轼同是蜀人，而遂言光庭也。陛下若置而不问，惟详察策题之是非，而有罪无罪专论苏轼，即党名不起矣。”故夏国主秉常以遗进物遣使来，诏其子乾顺为夏国主，如明道二年元昊除节度使、西平王例。诏：“傅尧俞、王岩叟、朱光庭以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，累有章疏。今看详得是非讥讽祖宗，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，令执政召逐人面谕，更不须弹奏。”三人者又各上疏。戊辰，诏：“自今举人程试，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，或出己见，勿引申、韩、释氏之书。考试官于经义论策通定去留，毋于老、列、庄子出题。”庚午，苏轼言：“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，臣所撰策问，首引周公、太公之治齐、鲁，后世皆不免衰乱者，以明子孙不能奉行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，不免于有弊也。后引文帝、宣帝仁厚而事不废、核实而政不苛者，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，无观望希合之心，则虽文、宣足以无弊也，何尝有毫发疑似议及先朝？臣前岁召还，始见故相司马光。
臣论差役、免役各有利害，免役掊敛民财而下有钱荒之患，差役民常在官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，二害轻重，盖略相等。光闻之愕然曰：“若君此言，计将安出？”臣谓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，坊场河渡官自出卖，而以其钱雇募衙前。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，此万世之利也，决不可变。光闻臣言，大以为不然。臣又与光言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，光尤以为不可。臣每行监司、守令告词，皆以奉守先帝约束、毋得弛废为戒。由此观之，臣岂谤议先朝者哉？”辛未，傅尧俞、王岩叟入对，论苏轼策题不当。太皇太后曰：“此朱光庭私意，卿等党光庭耳。光庭未言时何故不言？”尧俞与岩叟同奏曰：“臣等蒙谕渝，谓党附朱光庭，弹奏苏轼，上辜任使，更不敢诣台供职，伏俟谴斥。”丙子，诏：“苏轼所撰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，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，盖学士院失于检会。札与学士院共知〔1〕，令苏轼、傅尧俞、王岩叟、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。”盖从右仆射吕公著之议也。范纯仁亦言：“苏轼只是临文偶失周虑，本非有罪。”二月，诏左司谏朱光庭乘传诣河北路，与监司一员遍视灾荒，按累降指挥措置赈济。诏赐富弼神道碑以“显忠尚德”为额，仍命翰林学士苏轼撰文。诏吏部选人改官，每岁以百人为额。
三月甲寅，诏辅臣分诣寺观祈雨。执政奏事延和殿，太皇太后谕曰：“性本好静。昨止缘主上冲幼，权同听政，盖非得已。况母后临朝，非国家盛事。文德殿天子正朝，岂女主所当御？”宰臣吕公著等言：“陛下执谦好礼，冠映古今。加以思虑精深，非臣等所及。”诏内外待制、大中大夫以上岁举第二任通判资序人堪知州者一人。先是，吕陶言：“任官之弊，其轻且滥者，惟郡守为甚。”故有是诏。诏内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黄门以一百人为定额。程颐上疏曰：“臣前言，乞于延和殿讲读。太皇太后时至帘下观讲官进说，讲官有当奏禀，便得上闻。臣今思之，太皇太后双日垂帘听政，只日若更亲临讲读，亦恐劳烦圣躬。欲乞只就垂帘日听政，罢召当日讲官至帘前问。当主上进德，次第讲说所至如何开益。盖辅导之间有当奏知之事，可以陈说，所系甚大。”上疏曰：“臣近言迩英渐热，只乞就崇政、延和殿。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。臣料临之意，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，以尊君为说尔。臣不暇远引，只以本朝故事言之：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《易》。真宗令崔颐正讲《尚书》，邢昺讲《春秋》，皆在殿上，当时仍是坐讲，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，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。岂独子孙所当为法，万世帝王所当法也。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，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，若势位，则崇高极矣，尊严至矣，不可复加也。”夏四月丙戌，交趾遣使入贡。诏文彦博十日一赴朝参，因至都堂议事，仍一月一赴经筵。以彦博累章乞致仕，故有是命。庚寅，梁焘奏春夏大旱。辛卯，诏：“可自今月十一日后避正殿，减常膳。公卿大夫，其勉修厥职，共图消复。”甲午，范纯仁言：“旱暵作沴，前代多因灾异求访直言。陛下临御之初，即下诏许人实封言事。伏望圣旨下三盛枢密院、六曹、寺监，将前来封章，并令检寻，择贤明近臣选官看详。其决然可行者，便令执政进拟施行。又尚书诸曹受天下四方牒诉奏请文字，乞降圣旨，并委御史台、谏官、给事中、左右司郎官分定点检抽索事祖行遣，子细看详定夺。”丁酉，诏差傅尧俞、杜纮、孙升赴吏部，王岩叟、孙览、韩川赴户部，张问、上官均赴礼部，韩宗道、张舜民赴兵部，梁焘、范纯礼、吕陶赴刑部，王觌、张舜民赴工部，点检自去年正月至年终承受到文字抽索事祖行遣，次第子细看详，其间有执文害事不近人情者，并元条删改；其勘当住滞者，促令结绝；其指挥不当及非理问难卤莽判收者，亦许牒本部再与详究施行。用范纯仁之言也。己亥，内出太皇太后手诏：“旱暵为虐，诏诸路监司分督郡县刑狱。”王岩叟同中丞傅尧俞入对延和，尧俞先奏：“旱暵由臣等不职。”太皇太后曰：“盖由太皇太后无德，干卿等甚事？”辛丑，雨。壬寅，诏在京职事官岁合举官升陟者，文臣六曹尚书以上各二人，待制以上各四人，左右司郎官以上各二人，军器少监以上各二人：武臣观察使以上各二人，著为令。甲辰，诏张舜民特罢监察御史，依前权判登闻鼓院。先是，舜民言：“夏人政乱，强臣争权，乾顺存亡未可知，朝廷未宜遽加爵命。近差封册使刘奉世等愿勿遣，缘大臣有欲优假奉世者为是过举。”大臣，指文彦博也，故舜民有是责。傅尧俞乞速赐追还，以协《易》不远复之义。王岩叟言：“舜民言果是，则有益于聪明；果非，则何伤于彦博？”
殿中侍御史孙升、监察御史上官均、韩川皆言舜民不当罢。梁焘言：“望还舜民旧职，以尽其效。”王觌亦以为言，俱不报。乙巳，徐州布衣陈师道为亳州司户参军，充徐州州学教授。
先是，苏轼、傅尧俞、孙觉等言师道文词高古，度越流辈，安贫守道，若将终身。苟非其人，义不往见。过壮未仕，实为遗才，故有是命。傅尧俞、王岩叟言：“左丞李清臣窃位日久，资材阘茸，性行险邪，专于为己，有患失之心；苟于随人，无自立之志。人材之能否不知，民事之利病不识。伏望圣慈早赐罢黜。”上官均言清臣不协众论；梁焘言清臣猥暗贪鄙，庸懦倾邪。戊申，李清臣以资政殿学士知河阳。
五月，岩叟、尧俞等又言：“臣等累上封章论张舜民不当罢御史，不蒙开纳，言责难以冒居。伏望降黜，自今更不敢诣台供职。”吕公著虑言者将激怒上意，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，乃奏乞稍与优迁，今解言职。丁卯，刘挚为尚书左丞，王存为尚书右丞。戊辰，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，杜纯为侍御史，吕陶为左司谏，贾易为右司谏，王岩叟为起居舍人，朱光庭为左司员外郎，王觌为右司员外郎；孙升差知济州，梁焘为集贤殿修撰、知潞州。先是，焘于省中面诘给事中张问，因诮问贪禄不去，不知世所谓羞耻；而孙升再劾张问，引焘“不知羞耻”等语。于是批旨付三省曰：“石叟、光庭、韩川等久在言路，宜稍迁擢。焘于禁省诟同列，升朋附焘，宜罢。”于是岩叟等皆递迁，而升与焘有是命。癸酉，胡宗愈为御史中丞。宗愈首进六事，曰端本、正志、知难、加意、守法、畏天。它日奏对便殿，上问朋党之弊，宗愈曰：“君子义之与比，谓小人为奸邪，则小人必指君子为朋党。陛下择中立不倚者用之，则朋党自销。”因进《君子无党论》。
六月辛巳朔。甲申，彭汝砺为起居舍人。执政有问新旧之政者，汝砺曰：“政无彼此之辨，一于是而已。今所更大者，取士及差役法，行之而士民皆病，未见其可也。”戊子，丁骘为右正言。骘自行新法，即不肯为知县，折资监当几二十年，人多称之。赵挺之、方蒙、赵屼并为监察御史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