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己亥，王岩叟、朱光庭入对延和殿，岩叟进札子，论及人材之难。上曰：“只为难得全者，有材者无德，有德者无材。”对以为：“执政大臣须当用材德兼备者，自余各随合用处用之。若当局务之任，则用材可也；若当献纳论思之地，须用德方可。”帘下甚然之。癸卯，通直郎、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兼权判登闻鼓院。颐再辞之，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、崇政殿说书，其请俸依职事官例支见钱。颐在讲筵尝质钱使，或疑禄薄，问知，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。寻诘户部，户部索前任历子。颐言：“頤起草莱，无前任历子。”其意以为朝廷待士，便当廪入继粟、庖人继肉也。即令户部自为出历子。苏辙言：“上官均上言，极论官冗之弊，已蒙朝旨降付给舍、左右司看详施行。臣伏见今之自文职人流者凡四：进士、补荫与夫纳粟得官、百司胥吏是也。计其才行，可以居官治事者，纳粟、胥吏不如补荫，补荫不如进士、武举。又进士科所谓特奏名者凡五例，其最滥者，但曾一次预荐，仅及三十年即该推恩。臣以为有可罢者，纳粟得官是也。有可以裁抑者，特奏名资萌胥吏是也。”
九月丙辰朔，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。光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，每欲以身徇下，躬亲庶务，不舍昼夜。宾客见其体羸，曰：“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，以此致疾。公不可以不戒。”光曰：“死生，命也。”为之益力。
吕中曰：天将禄人之国，必先祚其君子。天将以元丰为元祐，则使司马光获相于初元。天将使元为祐紹圣，則不使司马光慭遗于数岁。当是时，新法已多变夹，然君子未尽用也，小人未尽去也。公薨于今日，而党议已兆于明日。使光尚在，则君子尚有所立，必无朋党之祸，必无报复之事。一身之存亡，二百年治乱之所系也。
太皇太后闻其丧，哭之恸，上亦感涕不已。明堂体毕，皆临奠。赠太师、温国公，谥曰文正。御篆表其墓道曰“忠清粹德之碑。”光在相位，辽人、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辽中者，辽必问光起居，而辽人敕其边吏曰：“中国相司马矣，切毋生事开边隙。”及卒，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，画其像刻印鬻之，时画工有致富者。及葬，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，哭之如哭其私亲。苏轼尝论光所以感人心、动天地者，而蔽以二言，曰诚，曰一。君子谓轼知言。轼尝载光语晁补之曰：“吾无过人，但平生所为，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耳。”始光当国，悉改熙宁、元丰旧事。或谓光曰：“旧臣章惇、惠卿辈皆小人，它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，则朋党之祸作矣。”光正色曰：“天若祚宋，必无此事。”遂改之不疑。君子谓光之勇，孟轲不如。若曰当参用熙、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绝异时之祸，实光所不取也。
《大事记》曰：变熙宁之法者，乃神宗末年之悔，太皇初年之盛心，天下人心之公论也。司马光谓“先帝之法善者，叶百世不可改。若安石、惠卿等所建，非先帝意者。改之当如拯焚救溺。”此正孔子三年无改于道之本旨也。然谓太皇以母改子，则它日章、蔡之徒必以子不可改父之说进者，此绍述之论所由起也。当时吕公著之言曰：“保马之法，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；市易之法，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；福建、江南等路配卖茶盐。俱非朝廷本意。当一切罢去。”则是当变之法，皆出于神宗末年之意。推此意而行之，则无绍述之虑矣。
吕公著又谓：“青苗之法，但罢逐年比较，则百姓自免抑勒之患。免役之法，少取宽剩之数，别无下户虚纳之患。保甲之法，只令农隙教刁，则不至有妨农之惠。更张之际，当须有术，不在仓卒。”此以所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。推此意而行之，则无反覆之虑矣。故曰：熙、丰之小人不可以不尽去，而熙、丰之法则不可以尽变。去熙、丰之小人不可以不急，而变熙、丰之法則不容以太急。膏苗、均输所可罢，而雇役之法未可以遽罢也。保马、户马所可罢，而保甲之法未可以遽罢也。新经字法可度，而取经义先论策之意不可废也。然司马光之变法如拯焚救溺，四患未除，死不暝目。至于言朋党之祸，則曰“天若祚宋，必无此事。”此又司马光至诚至公之心质之天地而无愧也。后世闻公之言，可以流涕痛哭矣。
己未，荐享景灵宫。辛酉，大享明堂。丁卯，苏轼为翰林学士，鲜于侁为左谏议大夫，梁焘为右谏议大夫，苏辙为起居郎，王岩叟为侍御史，朱光庭为左司谏，王觌为右司谏。诏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、寺观第三等以上旧纳免役钱，并与减放五分，余并全放。仍自元祐二年为始。傅尧俞言：“资助役人，臣未敢详定。如以差法为非，自可复为雇法，不须无事徒此纷纷。”己卯，中书侍郎张璪为光禄大夫、资政殿学士、知郑州。台谏章交上几十数，璪乃请外，竟从优礼罢去。孙升奏：“祖宗之用人，如赵普、王旦、韩琦，此三人者，文章学问不见于世，然观其德业器识，功烈行治，近世辅相未有其比。而王安石为一代文宗，进居大任，趋近利，无远识，施设之方一出于私智。由是言之，则辅佐经纶之业，不在乎文章学问也。愿陛下选任左右辅弼，必先乎德业器识，无取乎文学声名。”贴黄言：“苏轼文章学问中外所服，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。今为翰林学士，可谓极其任矣。若或辅佐经纶，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。”
冬十月丙辰，鸿胪卿孔宗翰奏：“先臣孔子之后世袭封爵一人。欲乞今后不使袭封之人更兼它职。”臣寮言：“孔子庙貌，国家之所常奉。欲厘定典礼，命官以司共用度，立学以训其子孙，则朝廷崇儒尊道之意厚矣。合袭封衍圣公，专主祠事，添助田百亩供祭祀，赐书，置教授一员。改衍圣公为奉圣公，及删定家祭、冕服等制度，颁赐施行。”从之。乙巳，赐范镇诏曰：“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冲，譬之麟凤能服猛鸷。朕虚怀前席以致诸老，非敢必以事诿也。苟得黄发之叟皤然在位，则朝廷尊严，奸宄消伏。卿虽笃老，乃心王室，毋惮数舍之劳，以副中外之望。已降敕落致仕，除兼侍读。诏书到日，可发来赴阙。”戊申，宗正寺丞王巩奏：“宗正寺条例，皇帝玉牒十年一进，修玉牒官并以学士典领。玉牒自范镇等一进之后，神宗玉牒至今未修；《仙源类谱》自张方平庆历年进书之后，仅五十年，并无成书。请别立法：宗正寺修纂寺书，其玉牒官每二年一具草缴进。如会问未足，不得过进期两季。类谱等亦二年一具草，候及十年，类聚修纂成书进呈。”从之。刘挚言：“太学条例独可按据旧条，考其乖戾太甚者删去之。若乃高阔以慕古，新奇以变常，非以无补，而又有害。欲望圣慈指挥罢修学制，所止以其事责在学官、正录以上，将见行条制去留修定，所贵因革不失其当。”挚言：“高阔以慕古，新奇以变常”，盖指程颐也。颐所立条制，辄为礼部疏驳，颐亦自辨理，然朝廷讫不行。十一月乙卯，礼部言：“将来冬至节，命妇贺坤成宫例改笺为表。”从之。程颐建言：“神宗丧未除，节序变迁，时思方切。恐失居丧之礼，无以风化天下。乞改贺为慰。”不从。
戊午，刘挚为中大夫、尚书右丞，吕大防守中书侍郎，傅尧俞为御史中丞，仍兼侍读。戊寅，起居郎苏辙、起居言舍人曾肇并为中书舍人，肇仍充实录院修撰。王岩叟言：“肇天资甚陋，人望至卑。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，擅权用事，朝廷美爵，如取于家，故肇因缘得窃馆职，素无吏能而擢领都司，殊昧史材而委修实录。”岩叟凡八上章，皆不听。范镇提举崇福宫，以镇力辞新命也。朝廷起镇，盖欲授以门下侍郎，镇固不欲起。又移书问其从孙祖禹，祖禹亦劝止之，镇大喜曰：“是吾心也。凡吾所欲为者，司马君实已为之，何用复出也？”御史中丞傅尧俞初视事，与侍御史王岩叟同入对。上谕尧俞曰：“用卿作中丞不由执政，以卿公正不避权贵。如朝政阙失，卿等但安心言事，太皇太后主张。”三省奏立经义、词赋两科下议。从之。吕陶言：“保甲之法虽已更张，犹有二弊。”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，虽三丁以上并免教。从陶请也。
十二月庚子，傅尧俞、王岩叟同入对。太皇太后问曰：“天下政事如何？”尧俞称善。
又曰：”保甲、保马须是先罢，其余闲慢者且休，嫌于更改太猛。“岩叟进曰：”若果是闲慢则可，若于民有害，则亦不可不改也。“应曰：”害民则须改。“岩叟进第一请废葭芦、吴堡二寨札子，尧俞奏曰：”大率昨来新取者城寨皆可废。“太皇太后曰：”此尽是向来小人欺朝廷做底，待令施行。“遂进第二言曾肇札子。上曰：”且安心言事，待这里主张。“岩叟进曰：”若言事省力，则不在陛下主张，只缘有如此之难，所以须赖人主主张耳。“壬寅，朱光庭言：”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：“欲师仁宗之忠厚，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，或至于偷。欲法神考之励精，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，流人于刻。”又称“汉文宽大长者，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；宣帝综核名实，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。臣以谓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，汉文不足以过也。
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，宣帝不足以过也。”今来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，反以偷刻为议论。乞特奋睿断，正考试官之罪。“策题，苏轼文也。诏特放罪。轼闻而自辩，诏追回放罪指挥。傅尧俞、王岩叟各上疏论轼，吕陶言：”苏轼所撰策题，盖设此问以观其答，非谓仁宗不如汉文，神考不如汉宣也。今士大夫皆曰：“程颐与朱光庭友而亲，苏轼常戏薄程颐，光庭为程颐报怨也。”“又言：”明堂降赦，臣僚称贺讫，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。程颐言曰：“子于是日哭则不歌，岂可贺？赦才了，却往吊丧。”坐客有难之曰：“孔子言哭则不歌，即不言歌则不哭。”苏轼遂戏程颐云：“此乃枉死市，叔孙通所制礼也。”众皆大笑。结怨之端，盖自此始。“
◎校勘记
〔1〕役钱：《司马公文集》卷四十九《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》作”役人“。
〔2〕少矣：原脱”少“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七一补。
〔3〕起居舍人：原作”为起居舍人“，”为“字衍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七一删。
〔4〕五月：原作”丑月“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七七改。
〔5〕右司谏：原作”官司谏“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七八改。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