丙寅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，改元。户部言，“准敕，府界诸路耆长壮丁之役，欲乞应府界诸路自来有轮差及轮募役人去处，并乞依元役法。如有合增损事件，亦依役法增损条施行。”从之。甲辰，监察御史王岩叟奏：“自冬不雪，今涉春矣，旱暵为灾，变异甚大。陛下于天下之大害、朝中之大奸，已悟而复疑，将断而又止也。今天下之大害，莫如青苗、免役之法，阴困生民，莫如茶盐之法，流毒数路。朝中之大奸，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，章惇之谗贼狠戾，陛下反容而留之，此天意之所以未开也。”集贤校理黄廉为户部郎中。廉提举河东路保甲凡六年，虽在团教场，未尝易儒服，故比陕西、河北独不赐战抱。元丰它路保甲拥兵入县镇，贼杀官吏，独河东保甲不为犬吠之盗。司马光闲居，往来陕、洛间，闻河东民言甚美，因熟问治状。吕公著亦言：河东军兴，边民德廉甚厚。故有是除。辛亥，以时雨稍愆，今月二十四日，太皇太后躬诣中太一宫集禧观祈祷。朱光庭言：“蔡确、章惇、韩缜不恭不忠不耻。议论政事之际，章惇则明目张胆，肆为辩说，力行丑诋，以害政事；蔡确则外示不校，中实同欲，阳为尊贤，阴为助邪；韩缜则每当议论，亦不扶正，唯务拱默，为自安计。”癸丑，太皇太后驾出祈雨。丙辰，上幸大相国寺祈雨。侍御史刘挚言：“臣累弹奏宰臣蔡确，乞行罢免，至今未蒙指挥。今再论安危所系之大体。伏自圣明临御之始，首起司马光，使之执政。光以至诚直道，独行孤立，庙堂同列，略无诚心助光为善者。不惟不助，而又有忌耻嫉害之心。夫嫉光者，乃所以害政利于己也。陛下虽有仁惠之政，为确等所艰难，而不得纯被于民。下则士大夫虽有忠义之节，为确等所胁制，而不得自竭于君。今光病羸已甚，万一不能支持，则陛下之仁政遂不立矣，生民之疾苦遂不复苏矣！”产部言：相度河北盐法所言，乞废罢见行新法，复行旧法通商。从之。司马光以疾谒告，凡十有三旬不能出，然奏疏相属，移书三省曰：“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张者，莫如免役钱。光见欲作一文字奏闻，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同心协力与赞成。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苏息疲民，先须十八路各得好监司一两人，忠厚晓事，忧民忘私，使之进贤退不肖，兴利除害。前日所草监司资格及委官荐举文字，愿诸公坚执此格，始为有益也。国家所赖为根本者，莫若农民，农民者衣食之原，国家不可不先存恤也。”又手书与吕公著曰：“比日以来，物论颇讥晦叔谨嘿太过。此际复不廷争，事蹉跌则入彼朋矣。愿勉旃勉旃！光自病以来，悉以身付医家，事付康，惟国事未有所付，今日属于晦叔矣。”
二月辛酉，诏：“大名府自经水灾，民田多渰浸，耕种未得，人户艰食。可委安抚使韩绛询访赈济”。
《大事忆》曰：“此祖宗以仁立国之意，暂息于熙宁而复续于元祐。使元丰、紹圣相传袭，中间无元祐数年之泽，则靖康之祸，岂止如今日之所叹哉！
乙丑，命宰臣蔡确提举修神宗皇帝实录，以邓温伯、陆佃并为修撰官，林希、曾肇并为检讨官。先是，司马光言：”免役之法，其害有五：旧日上户充役，有所陪备，然年满之后，却得休息。今则年年出钱，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，此其害一也。旧日下户元不充役，今来一例出钱，此其害二也。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，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，作公人则曲法受赃；主官物则侵欺盗用，事发则挈家亡去，此其害三也。农民所有，不过谷帛与力。今曰“我不用汝力，输我钱，我自雇人。”若遇凶年，则不免卖庄田、牛具、桑柘以求钱纳官，此其害四也。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，广积宽剩，希求进用，此其害五也。为今之计，莫若降敕，应免役钱并罢，其诸色役钱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定差〔1〕，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，乡有破家产者。朝廷为此始议作助役法，若犹以为衙前户难以独任，即乞依旧于官户、僧道寺观、单丁女户在屋业者，并令随贫富分等第出助役钱，遇衙前合当重难差遣，即行支给。“乙丑，三省、枢密院同进呈，得旨依奏。初议役法，蔡确言：”此大事也，当与枢密院共之。“故三省、枢密院同进呈。丙寅，刘挚弹奏蔡确、章惇，章十余上。丁卯，诏内外待诏大中大夫以上，各举曾历一任已上、聪明公正、所至有名堪充监司者二人。若到官之后才识昏愚，职业隳废，荐才按罪，喜怒任情，并举者加惩责。韩维言：”范镇往在仁宗朝尝为谏官，率先群臣，首唱大义。择宗室之贤，预建储副，以安国本。凡上章者十九，贻执政书者二。献《大合祭赋》者一，所言忠切，至忘其身。自此大臣始继有论奏，英宗皇帝遂自藩邸入继大统。先帝追录忠言，如文彦博、富弼，皆身被褒宠，赏延其嗣；刘沆、王尧臣虽已殁，犹推恩官其子，而恩赏独不及镇。伏望圣慈察镇先识首议，有劳宗社，特降明诏，褒显厥功，使天下知朝廷之行信赏，虽久而不废，人臣之抱忠计，虽隐而必录，足使为善者劝，上助风化。“司马光以病在告，亦移书三省，趣同列进呈。维疏优与推恩。己巳，以光禄大夫致仕范镇为端明殿学士致仕，仍以镇子平西县令百揆为宣德郎。
二月辛未，刘挚试御史中丞。诏起居舍人依旧制，不分记言动。癸酉，监察御史王岩叟为左司谏。右司谏苏辙始供职。上言：”帝王之治，必先正风俗。风俗既正，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；风俗一败，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。邪正盛衰之源，未有不始于此。昔真宗奖用正人，孙奭、戚纶、田锡、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，则忠良之士相继而起。其耄期厌事，丁谓乘间将窃国命，而风俗已成，无与同恶。谋未及发，旋即流放。仁宗仁厚，是非之论，一付台谏，孔道辅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，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？然畏忌人言，不敢忘作，一有不善，言者即至，随即屏去，故虽人主宽厚，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。及先帝嗣位，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，惟有吕诲、范镇等明言其失。二人既已得罪，台谏有以一言及之者，皆纷然逐去，由是风俗大败。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，修其官则听其言，言有不当，随事行遣，使风俗一定，忠言日至，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。“甲戌，上御迩英阁。侍读韩维言：”陛下仁孝发于天性，每行见昆虫蝼蚁，辄违而过之，且敕左右勿践履，此亦仁术也。臣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，则天下幸甚！“司马光言：”复行差役之初，州县不能不小有烦扰。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，虽有小小利害未备，徐为改更，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。“
《讲义》曰：仲淹主事，所以行之而遽变者，以章得象为相而仲淹为参政也。司马光所以能变新法于数月之顷者，以光为左仆射而其权重也。使天假之年得以尽行其志，则岂有后日之祸哉？
苏辙言：”蔡确憸妄刻深，韩缜识暗行污，章惇虽有应务之才，难以独任。司马光、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，而才不迨心。至若张璪、李清臣、安焘，皆斗筲之人。愿早赐罢免，别择大臣负天下之重望、有过人之高才者代之。“先是，知枢密院章惇言：”近奉旨与三省同进呈司马光乞罢免役行差役事札子，臣晓夕反覆看详，方见其间甚多疏略。光初言上户以差役为便，以出免役钱为害。到十七日札子内，却言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。旬日之间两入札子，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，必是讲求未得审实，率尔而言。以此推之，措置变法之方，必恐未能尽善。”惇又常与同列争曰：“保甲、保马一日不罢，则有一日害。如役法，熙宁初以雇代差，行之太速，故有八弊。今复以差代雇，当详议熟讲，庶几可行。而限止五日，其弊将益甚矣。”御史中丞刘挚言：“窃虑五日之内，仓猝难了。乞特与展限作一月。”右司谏苏辙言：“窃见州县役钱，所在例有余剩，犹足支数年。欲乞将见在役钱臣依旧雇役，尽今年而止，却于今年之内催督诸处审议差役，令的确可行，更无弊害。”始，司马光奏乞复行差役旧法，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，令两县差一千余人充役，亟诣东府。白光，光喜曰：“使人人如待制，何患法之不行乎？”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，苟欲媚光，非事实也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