壬子熙宁五年春二月癸亥，太白昼见。丙寅，知渭州蔡挺为枢密副使。富弼屡请老，戊戌，复授司空、同平章事、武宁节度使致仕，进封韩国公。
三月丙午，诏曰：“天下商旅物货至京，多为兼并之家所困。宜出内藏库钱帛，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，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，许至务中投卖，勾行人、牙人与客人平价，据行人所要物数，先支官钱买之。如愿折博官物者，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，许令均分赊请。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，若半年纳，即出息一分；一年纳，即出息二分。”
《国是论》曰：与利之中，其罪亦有轻重：青苗、均榆、助役，世以是为安石大罪，犹可恕也。何者？安石之始学在此，而始谋出此也。市易、免行、征利及于锁屑，此皆小人之附安石者为之，而安石亦以为王政将谁欺乎！
群牧使李肃之知永兴军。上戒令绥抚一路。肃之曰：“自是朝廷以常平、助役扰州县耳。”上不悦。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，仍賜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为市易本钱。
夏四月。先是，三司启请市易十三条，其一云：“兼并之家，较固取利，有害新法。令市易务觉察，中三司按置以法信，御批减去此条，余悉可之。御史刘孝孙言：”于此见陛下宽仁忧民之至。“王安石曰：”孝孙称颂此事以为圣政，臣愚窃谓此乃是圣政之阙。“上曰：”若但设法倾之，即兼并自不能为害。“安石曰：”若不敢明立法令，但设法相倾，即是纸铺孙家所为。“
陈瓘论曰：臣窃谓神考不欲于律外立较固之条，可谓仁厚爱民之意。刘孝孙将顺圣美，不为过也。《日录》之內，但为显扬嘉问，故不以御批为是，不以孝孙为然，于是造神考之言曰：”若设法倾之，则兼并不能为害。“又撰对上之言曰：”若不能明立法令，但设法相倾，即是纸锚孙家。“所谓纸铺孙家，为是百姓制，百姓不得，故止如此，岂有为天下主，乃只如纸铺孙家所为？何以谓之人妙？乌乎！”设法相倾“之语谓之不诬，可乎？”纸铺孙家“之语谓之不诋，可乎？神考爱民守法而指为阙政，力主嘉问，遂至于侮薄君父，不亦悖乎？
五月辛巳，诏以石渭寨为通远军〔1〕。古渭，唐渭州也。自至德中陷于吐蕃，至皇佑中始得其地，因建为寨。上将恢复河湟，故命建军为开拓之渐。辛卯，王安石以王韶书进呈。韶言：已拓地千二百里，招附三十余万口。上又论人有才，不可置之闲处。因言：”汉武亦能用人才。“王安石曰：”武帝所见下，故所用将帅即止卫、霍辈，至天下户口减半，然亦不能灭匈奴。“上曰：”武帝自为多欲耳。“安石曰：”欲亦不能害政，如齐桓公亦多欲矣，而注厝方略，不失为霸于天下，能用人故也。“上曰：”汉武至不仁，以一马之欲劳师万里，侯者七十余人，视人命若草芥，所以户口减半也。人命至重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岂可如此？“是日，王安石留身，乞东南一郡。上甚怪安石如此，曰：”朕所以用卿，亦岂有他？天生聪明，所以义民，相与尽其道以乂民而已，非以为功名也。朕顽鄙，初未有知，自卿在翰林，始得闻道德之说，心稍开悟。卿，朕师臣也，断不许出外。“
陈瓘论曰：熙宁之初，神考以安石为贤。自邓绾黜逐以后，不以安石为贤矣。安石退而著书，愤郁怨望，傲然自圣，于是书托圣训之言曰：”卿，朕师臣也。“又曰：”君臣之义重于朋友。朕既与卿为君臣，宜为朕少屈。“此等不逊之言托于圣训，前后不一。又谓吕惠卿亦师臣也，又谓如常秩者亦当屈己师之。神考尝谓常秩不识去就，安石亲闻此训，书于《日录》，岂有不识去就之人而可以为圣主之师乎？
六月癸亥，知制诰王益柔兼判礼部贡院。试法分四场，除第三、第四场策论如旧，其第一场试本经五道，第二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各三道。试官每一人，试卷各分一场考校，考毕，众官参定高下去留。已巳，王安石请解机务。上曰：”卿无乃谓朕有疑心？朕自知制诰知卿，属以天下事。如吕诲比卿少正卯、卢杞，朕不为所惑。“安石曰：”臣平生操行本不为人所疑，若任事久，疑似之迹多，而谗诬之人才或过于吕诲，即臣未敢保陛下无疑也。“上曰：”吕公著与卿交游至相善，然言卿屡矣。卿之所存，虽朋友未必知。至于众人，见朕与卿相知如此，亦皆不知其所以。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，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，卿亦宜为之少屈。朕既与卿为君臣，安得不为朕少屈？“甲戌，王安石见上曰：”陛下不许臣去，臣不敢固违圣旨，然臣实病，若更黾勉半年，不可强即，须至再烦圣听。“上曰：”卿许朕就职甚善，如何却半年后又乞出？且勿如此。“枢密院言：”仁宗时尝建武学，乞复之。“诏于武成王庙置武学，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。
秋七月壬午，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。辛卯，诏在京商税院、杂卖场、杂买务并隶提举市易务。曾孝宽为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。旧用武臣，以文臣兼领，自孝宽始也。编修三司敕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疏：”陛下固以师臣待安石矣，而使之自五鼓趋朝，仆仆然北面而亟拜，尚守君臣之常分，臣之所未喻也。“又曰：”宰相代天理物，无所不统。臣愚以谓当废去枢府，并归中书，合文武于一道，归将相于一职，复兵农于一民。此尧舜之举也。今王安石居宰辅之重，朝廷有所建置，特牵于枢府而不预，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。“疏奏，上甚不悦。他日，谓安石曰：”逢原必轻俊。“安石曰：”人才难得，如逢原亦且晓事，可试用也。“庚戌，遣章惇察访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。壬子，诏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。遇科场前一年，委枢密院降宣，命武臣路分都监及文臣转运判官以上，各奏举堪应武举者一人。其被举人遇生员阙，愿入学者听。诏入内供奉官以下已有养子，更养次子为私身内侍者，当行处斩，不在自首之限。
闰十月，御史张商英言：”判刑部王庭筠立法：应蝗蝻为害，须捕尽乃得闻奏。今大名府、祁、保、邢、莫州、顺安、保安军所奏凡四十九状，而三十九状除捕未尽。进奏院以不应法，不敢通奏。且蝗蝻几遍河朔，而邸吏拘文，封还奏牍，姑俟其扑除尽净，方许以闻，则陛下欲于此时恐惧修省，以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隐亦晚矣。“御批令进奏院遍指挥诸路转运、安抚司并辖下州府军监、县令：后应有灾伤，并仰所在画时闻奏。王安石曰：”条贯已令本州提点刑狱、转运司申奏，安抚司自不须奏。一处蝗虫，陛下阅六七纸奏状，如此劳弊精神翻故纸，只如经略安抚司有何限合经制事，却须要管勾奏灾伤状作甚？“上笑。
吕中曰：司马光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说，由令观之，实有四不足之说。然神宗之于安石，真以众论为流俗，以旧制为弊法，以人怨为常情，皆勉强从之。而”天变常数“之论，安石竟不能惑，盖圣性严恭，根本于天性，而源流于祖宗，如长江大涛，虽万折，必东也。安石知上之不可惑，故令州县不得奏灾伤以蔽聪明，而早暵、彗星又不可掩，故七年之旱，安石以常数对而上不之信，此安石常数之论不敢发也，遂托言交趾以解之。虽不明言天命不足畏，而微意可观矣。自绍圣至政、宣，奸臣误国之论尽出于安石，而”天命不足畏“之说流祸尤酷。灾异不言而祥瑞辄书，甚者腊月之雷指为瑞雷，三月之雪指为瑞雪，其视天变若童稚之可侮，痛哉！
先是，内批付王安石：”闻市易买卖极苛细，市人籍籍怨谤，以为官司浸淫，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。可指挥，令只依魏继宗元擘画施行。“于是王安石留身，白上曰：”必有事实，乞宣示。“上曰：”闻榷货卖冰，致民卖雪，都不售。又闻买梳朴即梳朴贵，买脂麻即脂麻贵。又闻立赏钱捉人，不来市易司买卖。“安石曰：”果有此事，则是臣欲以聚敛误陛下。陛下当知臣素行，若臣不如此，即无缘有此事。“上曰：”卿固不如此，但恐所使令未体朝廷意，更须审察。“安石曰：”此事皆有迹，容臣根究勘会，别具闻奏。“上曰：”如河决坏民产，民不之怨；若人坏之，则怨矣。“安石曰：”陛下正当为天之所为。所谓天之所为者，如河决是也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然河决以坏民产而天不恤者，任理而无情故也。故祁寒暑雨，人以为怨而天不为之变。孔子曰：“唯天为大，惟尧则之。”尧使鲧治水，鲧汨陈其五行九载。以陛下忧恤百姓之心，宜其寝食不甘，而尧能待如此之久，此乃能为天之所为也。“甲戌，资政殿学士赵抃为资政殿大学士、知成都府。或言：前执政旧不差知成都。上曰：”今人少欲去，但为职田不多耳，抃清苦，必不为职田。蜀人素爱抃，抃必肯去。“召见，劳之曰：”前此无自政府复知成都者，卿能为朕行乎？“抃曰：”陛宣宜言，即敕命也，顾岂有例？“上甚悦。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