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，司马光言：“欲据国史、实录所载，旁采异闻，效《汉书》作百官公卿表，以备奏御。”从之。乙丑，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。初，陈升之既拜相，遂言：“臣待罪宰相，无所不统，所领职事，岂可称司？”他日又对，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。上欲使安石独领，安石以为非便，曰：“陛下本置此司，令中书、密院各差一人。今若韩绛同事，甚便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故有是命。升之深狡多数，为小官时，与安石相遇淮南，安石深器之。及安石用事，设制置条例司，引升之共事，升之竭力赞助，或时为小异，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，安石不觉诈，故推升之使先为相。升之既登相位，于条例司事遂不肯关预。安石固以请，升之曰：“兹事盍归之三司，何必揽取为己任也？”安石大怒，二人于是乎始判。蔡延庆、孙觉并同修起居注。上初欲用苏轼，王安石曰：“轼岂是可奖之人？”上曰：“轼有文学，朕见似为人平静。司马光、韩维、王存俱称之。”安石曰：“险邪之人，臣非苟言之，皆有事状。轼遭父丧，韩琦等送金帛不受，却贩数船苏木入川。司马光言吕惠卿爱钱，反言苏轼平静，斯为厚诬。陛下欲变风俗，息邪说，骤用此人，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？”上乃罢轼不用。丙子，诏自今诸路同提点刑狱复差文臣，于是武臣提点刑狱尽罢。上以武臣罕习吏文，多不足以察举所部人才，故悉罢之，人甚以为便。壬午，御迩英阁。吕惠卿讲先王之法：“有一岁一变者，则《月令》“季冬饬国典，以待来岁之宜”，而《周礼》“正月始和，布于象魏”是也。有数岁一变者，则尧舜五载修五礼、十二载修法则是也。有一世一变者，则“刑罚世轻世重”是也。有数十世而改者，则“夏贡、商助、周彻、夏校、商序、周庠”之类是也。有虽百世不变者，“尊尊、亲亲、贵贵、长长、尊贤使能”是也。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“汉惠、文、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，武帝改其法而乱；宣帝守其法而治，元帝改其法而乱。”臣按：何虽约法三章，其后乃以为九章，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。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，文帝除诽谤妖言、除秘祝法，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，景帝又从而因之，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。”上召光前，谓光曰：“其言如何？”光对曰：“惠卿之言有是有非。惠卿言汉惠、文、武、宣、元治乱之体是也。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、五岁一变、一世一变，则非也。”上曰：“朝廷每更一事，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，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。”光曰：“朝廷散青苗钱，兹事非便。”吕惠卿曰：“光不知此事。彼富室为之则害民，今县官为之，乃所以利民也。”光曰：“昔太宗平河东，轻民租税而戍兵益众，命和籴粮草以给之，民皆乐与官为市。其后人益众，物益贵，而转运司常守旧价，或复支移折变，至今为膏肓之疾。臣恐异日青苗之害，亦如河东之和籴也。”惠卿曰：“光所言皆吏不得人，故为民害耳。”光曰：“如惠卿言，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、无治法。”吴申曰：“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。”
闰十一月壬寅，张载为崇文殿校书。先是，吕公著荐载，召对，问以治道。载曰：“为政不以三代为法者，终苟道也。”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，从之。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，诸路各置提举。条例司又言：“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，人以为便。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，议行交子之法。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。”从之。
十二月乙亥，上问王安石以真宗时边事，安石曰：“臣按实录，当时君臣议论未尝说到底，上下相与，皆灭裂而已，则何以待夷狄？”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。权推官、殿中丞、直史馆苏轼言：“陛下游心经术，动法尧舜，而岂以灯为悦哉？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。且卖灯皆细民，安可贱酬其直？愿亟罢之。”上纳其言。轼因奏书献三言曰：“愿陛下结人心，厚风俗，存纪纲。”书凡七千余言。轼素不为王安石所喜，使权开封府推官，欲以多事困之也。而轼决断精敏，声问益远，论事益不休。
庚戌熙宁三年春正月，诏：“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，本为惠恤贫乏。今虑官吏不体此意，追呼均配抑勒，翻成搔扰。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，违者禁止，立以名闻。敢沮遏愿请者，案罚亦如之。”先是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“青苗者，唐衰乱之世所为。苗青在田，贱估其直，收敛未毕而必其偿，是盗跖之法也。”右正言李常、孙觉亦言：“王广渊在河北，第一等给十五贯，第二等十贯，第三等五贯，第四等一贯五百，第五等一贯。民间喧然不以为便。而广渊入奏称民间欢呼鼓舞，歌颂圣德。”言者既交攻之，朝廷不得已，乃降是诏。
二月壬戌朔，韩琦言：“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青苗钱，更有余钱，坊郭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，五家为一甲，依青苗例支借。臣窃以诏书务在优民，不使兼并，乘其急以邀倍息，皆以为民，公家无所利其人。今每借一千，令纳一千三百，则是官放息钱，与初抑兼并、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，欲民信服，不可得也。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，虽云不得抑勒，而上户必不愿。请官吏防下户不能送纳，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陪？陛下励精求治，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，自然国用不乏，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，以致远迩之疑？乞尽罢诸路提举官，依常平旧法施行。”癸亥，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：“琦真忠臣。朕始谓可以利民，不意乃害民如此。且坊郭安得青苗，而使者亦强与之乎？”王安石勃然，进曰：“苟从其所欲，虽坊郭何害？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，至于收息，亦周公遗法也。”陈升之曰：“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尔。”安石曰：“抑配诚恐有之，然俟其有，严行绌责一二人，则此弊自绝。”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。安石曰：“直使州县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，又必令出二分息，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。因以广常平储蓄，以待百姓凶荒，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，未为不善。况又不令抑配，有何所害？”上曰：“要须尽人言，料文彦博、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，但腹诽。韩琦独肯来说，真忠臣也。”翌日，安石遂称疾不出。丙寅，诏大宗正司置丞二员。兵部员外郎傅尧俞同判流内铨。尧俞始除丧至京师，安石数召之。既见，语及新法，安石谓尧俞曰：“方今纷纷，迟君来久矣。将以宝文阁待制、同知谏院还君。”尧俞谢曰：“新法世不以为便，诚然当力论之。平生未尝欺，敢以实告。”安石不悦，遂有此命。王安石既称疾家居，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：“今士夫沸腾，黎民骚动，乃欲委还事任，退取便安。卿之私谋，固为无憾；朕之所望，将以委谁？”安石大怒，即抗章自辩。上封还其章，手札谕安石曰：“诏中二语失于详阅，今览之甚愧。”安石固请罢，上固留之，奖慰良久。翰林学士司马光为枢密副使。辛巳，司马光言：“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又言散青苗钱不便。臣窃闻先帝尝出内藏一百万缗，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钱。前日天下常平仓钱谷共及一千余万贯石，今无故尽散之，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，何时得及此数乎？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，而坏常平法之害尤大也。十年之外，富室既尽，常平已坏，帑藏又空，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，加以四夷侵犯边境，当是之时，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，壮者不聚为盗贼，将何之矣？陛下诚能昭然觉悟，采纳臣言，罢制置三司及追还使者，臣虽尽纳官爵，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，其幸多矣。”壬午，安石始出视事。安石之在告也，上谕执政罢青苗法。曾公亮、陈升之欲即奉诏，赵抃独欲俟安石出。令自罢之。安石既视事，持之益坚，人言不能入矣。司马光谒告之六日，上复趣令入见。光言：“臣近上疏未闻采录，独以何心敢当高位？若臣言果是，乞早赐施行；若臣言果非。乞更不差使臣宣召。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。”庚寅，诏收还枢密副使告敕。先是，上欲置光西府，王安石曰：“光虽好为异论，然其才岂能害政？但如光者，异论之人倚以为重，今擢在高位，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。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，乃刘邠、刘恕、苏轼、苏辙之徒而已。观近臣以其所主，所主者如此，其人可知也。”安石在告，上乃用光，及安石复视事，因固辞，遂欲罢之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