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癸未，郑獬知杭州，王拱辰判应天府，钱公辅知江宁府。獬与滕甫相善，王安石素恶之。故事，两制差除，必宰相当笔。时富弼在告，曾公亮出使西京，王安石遽自当笔。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，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：“王拱辰不闻有过，迁谪出外；郑獬在三班院，皆称公当，权府亦甚平允，遽然补外；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，遂罢谏院，今又被逐。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，今无罪被黜，甚伤公议。”上出诲奏示执政，安石曰：“此三人者出，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，暴其罪状，使小人知有所惮，不意言者乃更如此。”
吕中曰：安石入朝之初，即劝人主逐谏官，其本意如此，故台谏未有直罢者，自安石始。上罢吴申，复以吴申例罢公辅，自是，人不附己者始挤之矣。
癸巳，枢密院言：“欲检寻本院诸文书，凡关祖宗以来法制所宜施于远者，并删取大旨，编次成册，仍于逐门各留空纸，以备书载将来处置事。”从之。赐名《经武要略》。是月丙戌，王安石以吕诲劾章乞辞位，上即封还其奏，令视事如故。上又谓安石曰：“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，多作横议，或要内批以自质证，又诈妄希会朕意。朕与卿相知如高宗、傅说，亦岂须他人为助？”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，多欲变改旧法，独殿中丞、直史馆、判官告院苏轼奏曰：“得人之道，在于知人。知人之法，在于责实。使君相有知人之才，朝廷有责实之政，则胥吏、皂隶未尝无人，而况于学校贡举乎？虽因今之法，臣以为有余。使君相无知人之才，朝廷无责实之政，则公卿、侍从常患无人，况学校贡举乎？虽复古之制，臣以为不足。”上得轼议，喜曰：“吾固疑此，得苏轼议，释然矣。”即召见，问：“何以助朕？”轼对曰：“陛下求治太急，听言太广，进人太锐。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，然后应之。”上悚然听受，曰：“卿三言，朕当详思之。”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，屡荐于上，事无大小，必与之谋。时人号安石为孔子，惠卿为颜子。上曰：“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。”安石曰：“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，别试以事可也。”考课院言：“准诏定到考较知县、县令课法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。内有绩状尤异，出于上等之外，则定为优等。如政事昏缪，出于下等之下者，即定为劣等。”
六月丁巳，诏吕诲落中丞，以本官知邓州。前此，诲上疏曰：“臣窃以大奸似忠，大诈似信，唯其用舍，系国休戚。如少正卯之才，言伪而坚，顺非而泽，强记而博，非大圣孰能去之？臣谨按：王安石外示朴野，中藏巧诈，骄蹇慢上，阴贼害物。今略疏十事，诚恐陛下悦其才辩，久而倚毗，情伪不得知，邪正无复辨。大奸得路，群阴汇进，则贤者渐去，乱由是生。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，唯务改作，立异于人。徒文言而饰非，将罔上而欺下。臣窃忧之。误天下苍生，必斯人也！”疏奏，安石亦求去位。上诏视事宜如故。安石既留而诲坐贬。太白入井。壬戌，昼见。
秋七月乙丑朔，司天监言：日食辰巳间，有阴雾遮蔽。所食不及元奏分数，宰臣富弼等拜表贺。行均输法。癸未，上谓执政曰：“人君岂可怠于政理？朕非乐于劳苦，益思少时精神可惜，欲乘时有为，以安生灵。至于兵，乃是圣人之大权，所以安天下也。但不可轻用，非独杀人心所不忍，诚恐天道不佑。”甲申，日下有五色云。上御资政殿，因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法，曰：“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，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，常痛心疾首。卿等为如何则可？”彦博奏以：“责在监司，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。”公弼曰：“朝廷当择诸司长官及十八路监司，无不济矣。”韩琦等新修《仁宗实录》一部二百卷，曾公亮等上《英宗实录》三十卷。
八月丙申，司马光上疏曰：“陛下日出视朝，继以经席，入宫之后，省阅天下奏事，夜御灯火，研味经史。然孜孜求治，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，殆未得其体要故也。”癸卯，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酒税，御史里行钱觊监衢州盐税。初，御史知杂刘述及琦、觊等言：“切见陛下用安石为参知政事，未逾半年，中外人情嚣然不安，盖以其专肆胸臆，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。”司马光言：“皮公弼，陛下明知其贪；阎充国，陛下明知其猥。二者皆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。及得罪而出，皆为知州。今琦、觊止以迕犯大臣降监当，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，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。乞与本〔1〕。”不报。丙午，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。初，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，或致民心别生事变。上曰：“今令发运使兼制置六路财赋，务在均适有无。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骇？”纯仁曰：“人生不当言利，但当务农桑节用而已。”纯仁又申中书曰：“参政以文学自负，议论得君，专任己能，不晓时事。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，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；尚法令则称商鞅，言财利则背盂轲；鄙老成为因循之人，弃公论为流俗之语。曾相公年高不退，廉节已亏，且欲见容，惟务雷同苟且。赵参政心知其非，凡事不能力救，徒闻退有后言。”公亮等以纯仁状进，乃落起居舍人、同修起居注。庚戌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：“每于本司商量公事，动皆不合。乞除一合入差遣。”诏依所乞。上阅辙状，问：“辙与轼如何？观其学问颇相类。”王安石曰：“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。”上曰：“如此则宜合时事，何以反为异论？”
九月，诏阁门引编校书籍，吕惠卿校勘，王存登对，皆王安石所善也。制置三司条例司言：“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千五百万以上，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。今欲以见在斛斗，遇贵量减市价粜，遇贱量增市价籴。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，取民情愿豫给，令随税纳斛斗。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，皆许从便。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，仍先行于河北、京东、淮南三路，候其有绪，即推之诸路。”从之。戊辰，初开经筵。王安石独奏事，上问曰：“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，如何？”安石曰：“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，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。今度牒所得，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，若凶年人贷三石，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。卖祠部所剃者三千人头，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，若以为不可，是不知权也。”
冬十月丙申，左仆射、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亳州。弼初入相，即除司空兼侍中，弼固辞得免。及罢，不复加恩，盖上意不乐其去故也。弼将去，复言于上曰：“比见亲旧，乃知人情大不安。进用多小人，诸处地动灾变。宜且安静。”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为礼部尚书、平章事。上既许富弼辞位，问弼曰：“卿即去，谁可代卿者？”弼荐文彦博。上默然良久，曰：“王安石何如？”弼默然。改绥州为绥德城。先是，韩缜与夏人议，许令纳安远、塞门二寨，还以绥州。郭逵曰：“此正商于之地六百里也。”时已有诏俾逵焚弃绥州，逵曰：“一州既失，二寨不可得。中国为夏人所卖，安用守臣为？”藏其诏不出，上言绥州宜守，且自劾违诏之罪。诏褒逵曰：“渊谋秘略，悉中事机。有臣如此，朕无西顾之忧矣。”于是诏城绥州，不复以易二寨。己亥，翰林学士司马光对，上问：“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？”光曰：“闽人狡险，楚人轻易。今二相皆闽人，二参政皆楚人，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，天下风俗何以得更淳厚？”
《讲义》曰：昔邵康节闻杜鹃声于天津桥上，曰：“朝廷将用南人为相，天下自此多事矣。”夫王钦若当国，亦南人也，岂独自安石始邪？“盖天禧、天圣之时，南方之气未盛，所用者钦若一人耳。自安石为相，所引者惠卿之险巧，升之之轻易。宰相、参政皆用南人，此固温公之所虑而康节之所先知也。
上曰：”升之有才智，晓民政。“光曰：”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耳。凡才智之人，必得忠直之人从旁制之，此明主用人之法也。“上又曰：”王安石何如？“光曰：”人言安石奸邪，则毁之太过。但不晓事，又执拗耳。“上曰：”韩琦敢当事，贤于富弼，但木强耳。“光曰：”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，但好遂非，此其所短也。“上因历问群臣，至吕惠卿，光曰：”惠卿险巧，非佳士。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，皆惠卿所为也。“上曰：”惠卿应对明辩，亦似美才。“光曰：”江充、李训若无才，何以能动人主？“监察御史里行张戬、程颢言：”每有本职公事欲上殿敷奏，必奏候朝旨。既许上殿，伺候班次，动经旬日。台谏之职言责既均，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，何独宪臣隔绝疏异？欲乞推原天禧诏书之意，使依谏官例，牒阁门即许登对。或所言急速，仍乞先次上殿。“诏三院御史及里行有公事，并许直申阁上殿。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