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庚寅，大雨。辛卯，地涌水，坏官私庐舍，漂杀人民畜产不可胜数。乙未，诏：“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，言时正阙失及当世利害。执政大臣其协德交修，以辅不逮。”初，学士草诏曰：“执政大臣，其惕思天变。”上书其后曰：“淫雨为灾，专以戒朕不德。”故更曰“协德交修”。司马光上疏曰：“陛下即位以来，灾异甚众，日有黑子；淮、江之水或溢或涸。去夏霖雨，涉秋不止。京畿东南十有余州，庐舍沈于深渊，浮苴栖于木末。老弱流离，捐瘠道路。许、颍之间，积尸成丘。既而历冬无雪，暖气如春，草木早荣，继以黑风。今夏疫疠大作，弥数千里〔6〕。至秋幸而丰熟，未及收获而暴雨大至，一苗半穗，荡无一遗。都城之内，道路乘桴，官府民居，覆没殆尽，死于压溺者不可胜纪，陛下安得不侧身恐惧，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？当陛下初得疾之时，外间传言皇太后于先帝梓宫之前为陛下叩头祈请，额为之伤，岂可谓无慈爱之心？不幸为谗贼之人交相离间，遂使两宫之情介然有隙。就使皇太后有不慈于陛下，陛下为人之子，安可遂生忿恨乎？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之中，升为天子，唯以一后、数公主属于陛下。而梓宫在殡，已失皇太后之欢心，长公主数人皆屏居闲宫，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。陛下益事谦逊，深自晦匿，凡百奏请，不肯与夺，知人之贤不能举，知人不肖不能去，知事之非不能改，知事之是不能从。或非才而骤进，或有罪而见宽，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。国家置台谏之官为天子耳目，防大臣壅蔽。陛下当自察其是非。今乃复付之大臣，彼安肯以己之所行为非，而以他人所言为是乎？此乃陛下所以独取拒谏之名，而大臣坐得专权之利者也。”吕大防言：“雨水为患，此阴胜阳之沴也。”即陈八事，曰主恩不立，臣权太盛，邪议干正，私恩害公，夷狄连谋，盗贼恣行，群情失职，刑罚失平。知制诰郑獬时知荆南，上疏曰：“陛下诏求忠言，将欲用之邪？将欲因灾异举故事而藻饰之邪？敬欲藻饰之，则固无可议者。必欲用之，则宜选官专掌群臣所上章疏，许两府及近臣番休更直，从容讲贯，其可者则熟究而行之，不可则罢之，有疑焉则广询而后决之。群言得而众事举，此应天之实也。”知制诰宋敏求、韩维同修撰《仁宗实录》。
九月辛酉，编纂礼书成，百卷。诏以《太常因革礼》为名。司马光言：“窃见陛下将有事于南郊，群臣循袭故事，请上尊号。属者暴雨为灾，五稼漂没，陛下正宜深自抑损，伏乞拒而勿受。”吕诲亦言：“陛下思所以应变之实，洪名盛美，抑而弗居。望宣谕辅弼所上第五表批答，宜丁宁训告，以断封章。”上嘉纳之。己巳，策制举人，又策武举人。甲戌，以制科人等著作佐郎范百禄为秘书丞，前和川县令李清臣为著作佐郎。百禄所对策言：“《五行传》曰：“简宗庙，废祭祀，则水不润下。”臣愚请因濮安懿王建国为之立长，以为嗣王。世世奉祀。安懿王永为一国太祖，则神灵享于礼义，人心悦而天意解矣。”清臣，安阳人。欧阳修奇其文，以为似苏轼。及试秘阁，试文至中书未发也，修迎语曰：“考官不置清臣第一则缪矣！”发视，果第一。时同发策者四人，或谓清臣当以《五行传》对所问灾变，当复得第一。清臣曰：“此汉儒说：清臣不能知民间得无疾痛不乐，可上者乎？”因言：“天地之大，譬之于人，腹心肺腑有所攻塞，则五官不宁。民人生聚。天地之腹心肺腑也。日月辰宿，天地之五官也。善止天地之异者，不止其异，止民之疾痛不乐者而已。”清臣竟在次等。
冬十月，吕诲言：“台谏者，人主之耳目。天圣、景祐间，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，而后益衰减，盖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缺失，然犹不下十数员。今御史台缺中丞，御史五员，差出者三人；封章十上，报罢者八九。谏官二员，司马光迁领他职，傅尧俞出使契丹，诤臣近同废置。自古言务壅塞，未知今日之甚也。”
十一月壬申，祀天地于圜丘，以太祖配。大赦。
丙午治平三年春正月壬申，知制诰范镇知陈州。初，镇草韩琦迁官制，称引周公、霍光。谏官吕诲驳之，于是琦表求去位。镇批答曰：“周公不之鲁，欲天下之一乎周。”上以镇不当引圣人比宰相，欲罢镇内职，执政因谕镇令自请外，而有是命。或曰：“镇与欧阳修雅相善，及议濮王追崇事，首忤修意，修乘间为上言镇以周公待琦，则是以孺子待陛下也。”镇坐此出。上于制诰多亲阅，有不中理，必使改之。尝谓执政曰：“此人君谟训，岂可褒贬失实也？”癸酉，契丹改国号曰大辽。辛巳，知徐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。上尝问治道体要，方平以简易诚明为对。上不觉前席曰：“朕昔奉朝请，望侍从大臣，以谓皆天下选人。今而不然，闻学士之言，始知有人矣。”翰林学士冯京修撰《仁宗实录》。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前后十一奏，乞依王珪等议，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礼，皆不报。乞免台职，又不报。是月壬戌，即与侍御史范纯仁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：“欧阳修首开邪议，妄引经据，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，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。韩琦饰非傅会，曾公亮、赵概苟且依违。伏请下修于理，及正琦等之罪。”戊辰，又奏：“修博识古今，精习文史，明知师丹之议为正，董宏之说为邪，利诱其衷，神夺其鉴。今不正濮王之礼则无以慰众心，不罪首恶之臣则无以清朝政。诲等论列不已，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辩于上。愿陛下霈然下诏，明告中外，以皇伯无稽，决不可称。而今所欲定者，正名号尔。庶几群疑可释。”上意不能不向中书，然未即下诏也。执政乃相与密议，欲令皇太后下手书，尊濮安懿王为皇，夫人为后，皇帝称亲。诲等因激纳御史告敕，居家待罪，乞早赐黜责。上以御宝封告敕，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。诲等以所言不用，虽受告敕，犹居家待罪。
吕中曰：人之言曰：“濮邸有议，当以称亲为非，称伯为是。”愚谓称亲固非矣，称伯亦未安也。程子曰：“为人后者，谓其所后者为父母，而谓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，此天地之大义；生人之大伦，不可得而废易也。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，虽当专意于正统，岂得尽绝于私恩？是以先王制礼，既降其服以正统绪，然不以正统之亲疏而皆为齐衰，期以别之，則所以明其至重而与诸伯叔不同也。”观程子之言，则欧阳修称亲之义，其失礼固已甚矣，而称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，以明尊崇之正礼，乃欲事以高官大爵，但如期亲尊属故事，则亦非至当之论也。要当揆量事体，别立殊称。若称曰皇伯父、某国大王，而使其子孙袭爵奉祀，则于大统无嫌疑之失，而在所生亦极尊崇之道矣。
纯仁又独奏：“皇太后自撤帘之后，未尝预闻朝政，岂当复降诏令，有所建置？盖是政府臣寮苟欲遂非掩过。且三代未尝有母后诏令施于朝廷者，奉汉以来，母后方预少主之政，自此权臣欲为非常之事，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。伏望陛下深察臣言，追寝前诏，凡系濮王典礼，陛下自可采择公议而行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于长君之朝也。”韩琦见纯仁奏，谓同列曰：“琦与希文恩如兄弟，视纯仁如子侄，乃忍如此相攻乎？”壬午，诏罢尚书省集议濮安懿王典礼。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，上问执政当如何，韩琦对曰：“臣等忠邪，陛下所知。”欧阳修曰：“御史以为理难并立，若以臣等为有罪，即当留御史；若以臣等为无罪，则取圣旨。”上犹豫久之，乃令出御史，既而曰：“不宜责之太重也。”诲罢侍御史知杂事、知蕲州，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，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、知休宁县。
二月乙酉朔，白虹贯日。殿中丞苏轼直史馆。上在藩邸，闻轼名，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，便授知制诰。韩琦曰：“苏轼远大之器也，在朝廷培养之，使天下之士畏慕降服。今骤用之，适足累之也。且近例当召试。”上曰：“未知其能否故试，如轼有不能邪？”琦言不可，乃试而命之。他日，欧阳修具以告轼，轼曰：“韩公所以待轼之意，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。”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