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丁未，诏三司：京西比岁旱，屡蠲民租，其以缗钱十万下本路，助籴军储。
九月，恭谢天地之岁。始用薛向议，罢并边入中粟，自京辇钱帛至河北，专以见钱和籴，唯入中刍豆，则仍计直给茶。行之未久，论者谓辇运科折，烦扰居民，且商人入钱者少。刍豆虚估益高，茶益贱。诏翰林学士韩绛、知谏院陈旭即三司经度。绛等言：“自改法以来，边储有备，商旅颇通，未宜轻变。唯辇运之费，宜从官给。旧输税绢，无得折钱。其入中刍豆，罢勿给茶。所在平其市估，至京以银、绸、绢三物偿之。”皆从其说。自是茶法不复为边籴所倾，而通商之议起矣。初，茶法屡变，岁课日削。至和中，岁售钱并本息计之才百六十七万二千余缗，官茶所在陈积，县官获利。无几，论者皆谓宜弛禁便。景祐中，叶清臣尝上疏乞弛禁，三司以为不可。至是，著作佐郎何鬲、三班奉职王嘉麟又皆上书请罢给茶本钱，纵园户留易而官收税租钱，与所在征算，归榷货务，以偿边籴之费。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为十卷。宰相富弼、韩琦、曾公亮等决意向之，力言于上。癸酉，命绛、旭及知杂御史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议之。
冬十月乙巳，出内藏库绸绢十万下河东转运司，助籴军储。甲子，提点江东路刑狱王安石为度支判官。安石献书万言，极陈当世之务。其略曰：“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，而风俗日以衰坏，患在不知法度故也。”又曰：“今之失，患在不法先王之政，法先王之政者，当法其意而已。法其意，则吾所改易更革，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，嚣天下之口，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。”又曰：“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，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。自古治世，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，患在治财无其道尔。”
《大事记》曰：安石上书于嘉祐，亦谓方令法度不合先王之政，朝廷欲有所施为变革，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，遂止而不改为。盖指庆历而言，而安石变法之蕴亦略见于此书，特安石更变之说与仲淹同，而更变之意则与仲淹异耳。呜呼！使庆历之法尽行，则熙、丰之法不变。使仲淹之言得用，則安石之言可塞。今仲淹之志不尽行于庆历，安石之学不用于嘉祐，而乃尽用于熙宁。世道升降之机，识者又于此而三致意焉。
十一月癸丑，命翰林学士韩绛、谏官陈旭、御史吕景初同三司详定省减冗费，于是置省减司于三司，自是多所裁损云。已丑，诏置在京都水监，凡内外河渠之事，悉以委之。
十二月壬子，御崇政殿，召近臣观河南府所进芝草。上曰：“今日嘉雪大滋宿麦，其瑞大胜芝草也。”即赐喜雪宴于中书。上春秋高，未有继嗣，韩宗彦上书，请修胎养令。
己亥嘉祐四年春正月丙申朔，日有食之，遣官祭社。右正言吴及言：“日食者，阴阳之戒。在人事则臣陵君，妻乘“杰按：乘，疑为乖。”夫，四夷侵中国。今大臣无姑息之政，非所谓臣陵君，失在陛下渊嘿临朝，使阴邪未尽屏也。后妃无权幸之家，非所谓妻乘夫，失在左右亲幸骄纵无节也。羌戎顺服，非所谓四夷侵中国，失在将帅非其人，为虏所轻也。”因言孙沔在并州苛暴不法、燕饮无度，庞籍前在并州，轻动寡谋，辄兴堡塞，屈野之衄，为国深耻。沔卒坐废。甲辰，翰林学士胡宿权知贡举。
二月，始命韩绛、陈旭、吕景初即三司置局，议弛茶禁。其十月，三司言：“宜约至和之后一岁之数，以所得息钱均赋茶户，恣其买卖，所在收算。请遣官询察利害以闻。”诏遣司封员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。及还，皆言如三司议便。己巳，诏弛茶禁，因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，凡为缗钱六十八万有奇，使岁输县官，比输茶时其出几倍。朝廷难之，为损其半，岁输缗钱三十三万八千有奇，谓之“租钱”，与诸路本钱悉储以侍边籴。自是唯腊茶禁如旧，余茶肆行天下矣。乙亥，诏三司以天下广惠仓隶司农寺。癸卯，诏：“如闻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，以至市易不通。其以见行当三大铁钱并当小铁钱之二。本路官员已支三月俸者，即计其数贴支。”三月，御史中丞包拯奏：“张方平身主大计，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，无廉耻，不可处大位。”故命出守，寻改知应天府。以吏部侍郎宋祁为三司使。丁未，御崇政殿，赐进士刘辉等二百三十人及第，三十二人同出身，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、同出身。己未，新三司使宋祁知郑州，权中丞包拯权三司使。先是，右司谏吴及言：“祁在定州，纵家人贷公使钱数千缗；及在蜀，奢侈过度。”而拯亦言：“祁益部多游宴，且其兄庠方执政，不可任三司。”故命祁出守，而拯代居其位。翰林学士欧阳修言：“拯在台日，常指陈张方平过失，台中相继论列，方平由此罢去，而以宋祁代之。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，而拯遂代其任。此所谓蹊田夺牛，岂得无过？非整冠纳履、当避嫌疑者也。”疏奏，拯即家避命，不许。久之，乃就职。有上封者论：“义勇为河北伏兵，有事则集于战阵，无事则散归田里，以时讲习。无所败事，今河北义勇是也。”而议者但以为：“城守之备诚于河北邢、冀二州分东、西两路，命二郡守臣分领义勇。万一犬戎猖狂入寇，即两路义勇之师赴援掩击，如是，河北则二十余所常伏锐兵，群胡何恃而不惧哉？”朝廷下其章河北路帅臣等议。时大名府李昭亮等议曰：“分义勇为两路，置官统领，以张用兵之势，外使敌人疑而生谋，内亦摇动众心，恐非寓兵之术也。姑令在所点集训练，三二年间，武艺稍精，渐习行阵。遇有警，得将臣统驭，制其阵队，示以赏罚，何战而不可哉？”
夏四月，初，著作佐郎何鬲以皇嗣未立，直疏请访唐、周苗裔，备二王后。下礼院议，曰：“唐室世数已远，惟周则我受禅之所自，义不可废。”诏取柴氏诸房中最长一人，令岁时亲奉周祀，给公田十顷，专管勾陵庙。丙子，吏部郎中何郯同知通进银台司，兼门下封驳事。时封驳职废，郯上言：“本朝设此司，实代给事中之职。乞准王曾、王嗣宗故事，凡有诏敕，并由银台司。”从之。癸未，司徒致仕陈执中卒。礼官韩维议其谥曰：“皇祐之末，后宫之丧，执中不能考正仪典，知治丧皇仪非嫔御之礼，追册位号与宫闱有嫌，建庙用乐逾祖宗旧制；闺门之内，礼分不明。谨按《谥法》：“宠禄光大曰荣”，“不勤成名曰灵”。请谥曰荣灵。”判太常寺孙抃等请易名为“恭”，判尚书考功杨南仲覆议，请谥曰“恭襄“。诏谥曰”恭“。维累疏论列、以谓”责难于君谓之恭。臣之议执中，政以其不恭。“因乞罢礼官，不报。上篆其墓碑曰”褒忠“。
五月戊戌，诏曰：”君臣同德，以成天下之务。而过设禁防，疑以私慝，非朕意也。旧制，臣寮不许诣执政私第，执政尝所荐举不得为御史，其悉除之。“始用包拯议也。
六月戊辰，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言：”国家乘百年之运，崇七世之灵，虽神主有合食之名，而太祖虚东向之位。伏请讲求定仪，为一代不刊之典。“礼部尚书王举正等议曰：”大袷之祭，所以合昭穆，尊卑必以受命之，祖居东向之位。本朝太祖实为受命之君，然僖祖以降，四庙在上，故每遇大袷，止列昭穆而虚东向。魏晋以来，亦用此礼。今亲享之盛，谓宜如旧为便。“诏恭依。己巳，宰臣富弼等请加尊号曰”大仁至治“，诏不许。知谏院范师道言：”比灾异数出而崇尚虚文，非所以答天戒。“知制诰刘敞言：”尊号非古也。陛下不受徽号已二十年，奈何一旦增虚名而损实德！“上曰：”朕意亦谓当如此。“故富弼等奏五上，卒不许。太子中允王陶、大理评事赵彦若、国子博士傅卞、於潜县令孙洙并为馆阁编校书籍官，馆阁编校书籍自此始。三馆、秘阁凡八员。丁丑，诏诸路转运使，凡邻路、邻州灾伤而辄闭粜者，以违制坐之。戊寅，是夕，月食几尽。己卯，放宫人二百四十一人，修阴教以答天变也。秋七月，又放宫人二百三十六人。装御营卒桑达数十人酗酒斗呼，指斥乘舆。皇城使以旨捕送开封府推鞫。案成，达弃市。纠察刑狱刘敞移府问所以不经审讯之由，府报曰：”近例，凡圣旨中书门下、枢密院所鞫狱，皆不虑问。“敞曰：”此岂可行邪？“遂奏请自今一准定格。枢密使以开封府有例，不复论可否，进呈报。敞争之曰：”先帝以京师刑狱最烦，故建纠察一司，此则先帝不敢兼于庶狱，庶谨惟有司之任。又朝廷旧法不许用例破条，今顾于刑狱极谨、人命至重之际而废条用例，此臣所不喻也。“上乃以敞章下开封府，著为令。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