己丑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，日有食之。辛丑，命翰林学士赵概权知贡举。庚戌，太傅致仕邓国公张士逊卒，车驾临奠。翌日，谓辅臣曰：“昨有言，庚戌是朕本命，不宜临丧。朕以师臣之旧，故不避。”文彦博曰：“唐太宗辰日哭张公谨，陛下过之远矣。”
二月丁卯，彗出虚，晨见东方，西南指，历紫微，至娄，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没。诏：“自今月五日不御正殿，其尚食所供常膳亦宜减省，中外臣僚极言当世切务。”权三司使叶清臣乞今后转运使、副得替，差两制臣僚考校，分上、中、下六等。从之。辛未，知青州富弼为礼部侍郎。初，河北大水，流民入京东者不可胜数。弼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，得十五万斛，益以官廪，随所在贮之。择公私庐舍十余万区，散处其人，选老弱病者廪之。及流民将复其业，又各以远近受粮，凡活五十余万人，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。
《讲义》曰：救荒以政，不若救荒以人。一定州之政，足以活数十万之饥民；一青州之策，足以活五十万之饥民。先正诸公纯于为民，故适遇灾变，不啻犹己之饥溺。矫诏开仓，虽罪不恤；出粟贷民，家赀不计。遡其用心民瘼，其有不瘳乎？然此固先正爱民之心，亦祖宗之世，郡县常有余蓄，所以易于用力而随见其效也。
诏发京师禁军十指挥赴京东西路驻泊，以备盗贼。户部副使包拯言：“臣闻京师者，乃天下之本也。王畿之内，列营屯聚，此强本之兵也。而国家近年以来，边陲有警，乃一例调发，恐非固宗社、制戎狄之长策。今河北、河东惟有民兵可用，往年尝籍之矣，籍之未甚得策，又从而释之。窃见唐李抱真民兵之制，事颇相近，故当时昭义一军雄视山东。可取抱真之制，约而行之。民兵既壮，禁军留实京师，则内外安矣。”契丹与夏人相攻，聚兵近塞，遣使来告，边候稍警。上御便殿，访群臣以备御之策。权三司使叶清臣对曰：“诏问北使诣阙，以西戎为名，即有邀求，何以答之？臣闻誓书所载，彼此无求。况元昊叛边，累年致讨，契丹岂有毫发之助？今彼国出师，辄求我助，奸盟违约，不亦甚乎！若使辩捷之人判其曲直，契丹虽是蛮夷，久渐礼义，我直彼曲，岂不惮服？诏问辅翊之能、方面之才与夫帅领偏裨当今孰可任此者？臣以为不患无人，患有人而不能用尔。今辅翊之臣，莫如富弼、范仲淹、夏竦、郑戬；方面人才，莫如韩琦、田况、刘涣、孙沔；至于帅领，王德用、范仲淹、庞籍皆其选也；狄青、范全、将偕、张亢、刘贻孙、王德基，此可补偏裨者也。至若威御绥宁，即竦、戬尤其所长。诏问朔方灾伤，军储缺乏，此则三司失计置，转运使不举职。且如施昌言，方欲竭思虑，办职事，一与贾昌朝违戾，遂被移徙，军储何由不乏？自去秋八月计度市籴，而昌朝执异，讫今仲春，而尚未予夺，财赋何缘得丰？诏问战马乏绝，何策可使足用？臣前在三司，尝陈监牧之弊，莫若赋马于河北、河东、陕西、京东西五路，上户一马，中户二户一马，养马者复其一丁。如此，则坐致战马二十万，不为难矣。”
三月庚子，御延和殿，召辅臣观新造浑仪木样。时命日官参用梁令瓒、李淳风旧制改铸浑仪也。先是，户部副使包拯答诏所问御边之策。辛丑，命拯往河北提举计置粮草。乙巳，御崇政殿，试礼部奏名进士。丙午，试诸科。癸丑，赐进士冯京等一百七十四人及第、一百六人出身、二百九人同出身于崇政殿。甲寅，赐诸科及第并出身五百五十人于观文殿。
夏四月庚午，命户部副使包拯与河北四路安抚司、转运司议省冗官及汰军士之不任役者以闻。
五月丙午，幸后苑宝岐殿观刈麦。顾谓辅臣曰：“朕新作此殿，不欲植花奔“杰按：奔，疑为“卉”之误。”，而岁以种麦，庶知穑事之不易也。”宰相庞籍言：“殿中丞、馆阁校勘范镇有异才，不汲汲于进取。”特迁直秘阁。
六月乙丑，以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叔韶赐进士及第，寻加文州刺史。叔韶尝献所著文，召试学士院，入优等，特迁之。入谢，命坐赐茶，谓曰：“宗子好学无几，尔独以文章得进士第。朕欲天下知属籍有贤者。宜勿忘所学。”贾昌朝为观文殿大学士、判都省，观文殿置大学士自此始。仍诏自今非尝为宰相毋得除。
秋七月，翰林侍读学士张锡尝讲书禁中，上飞白书“博学”二字赐之，因问治道。锡对曰：“节嗜欲者，治身之本；审刑罚者，治国之本。”时贵妃方宠幸，故锡以此讽。上改容曰：“卿言甚嘉，朕恨用卿晚也！”
八月壬戌，平章事陈执中罢为兵部尚书、知陈州。先是，河北民流，灾异数见，执中无所建明，但延接卜相术士。言者屡攻之，诏从其请。平章事文彦博加昭文馆大学士；枢密使宋庠为平章事；枢密使王贻永兼侍中；参知政事庞籍为枢密使；枢密副使高若讷为参知政事；翰林侍读梁适为枢密副使。甲申，御崇政殿，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殿中丞吴奎。丙戌，御崇政殿，试武举人，得何景略等三十七人。
九月，诏河东、河北经略安抚使司：“契丹举兵讨夏，入其边要之地。选委将佐，严加备御。”时司天言太阴犯毕宿，主边兵，赵分有忧故也。乙巳，广南西路转运司言广源州蛮寇邕州。诏江南、福建等路发兵备之。广源州在邕州西南，是号邕管西羁縻州，其实服役于交趾。初，有侬全福者知傥犹州，交趾举兵虏全福。其妻阿侬嫁商人，生智高。生十二年，杀其父商人，冒姓侬，据傥犹州，建国曰大历。交趾复拔傥犹州，执智高，释其罪。使知广源州。居四年，遂袭据安德州，僭称南天国，改元景瑞。求内附，未即得，于是始入寇。己未，罢武举。
冬十月，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：“臣伏见陕西以诸州新弓手刺面充保捷指挥，其间甚有疲弱不堪征役之人。伏望告谕应系新置保捷兵士，年五十以上，如不愿在军者，许令自陈，减放归农。”
十二月壬戌，诏陕西保捷兵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听归农，凡放归者三万五千余人，皆欢呼反其家。自是岁省缗钱二百四十三万，陕西之民力稍苏。初，枢密使庞籍与宰相文彦博建议省兵，众纷然陈其不可，上亦疑焉。彦博与籍共奏：“今公私困竭，正由养兵太多尔。万一果聚为盗贼，二臣请死之！”上意乃决，于是简汰陕西及河北、河东、京东西等路羸兵无虑八万余人，其六万有余悉放归农，其二万余人各减衣粮之半。户部副使包拯言：“景德、祥符中，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。今内外官属，较之先朝，已逾一倍。天下郡县，用吏不过五六千员。今乃三倍其多，而又三岁一开贡举，每放榜仅千人。复有台寺之小吏，府监之杂工、荫序之官、进纳之辈，总而计之，又不止于三倍，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哉？臣以谓冗兵耗于上，冗吏耗于下。欲救其弊，当治其源，治其源者，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。方今山泽之利竭矣，征赋之入尽矣。望陛下上体祖宗之成宪，下恤生灵之重困。谓设官太多也，则宜艰杂选举，澄汰冗杂；谓养兵太众也，则宜罢招募，拣斥老弱，土木之功不急者悉罢之，费出无名者并除之。惩禁中奢侈之端，节上下浮枉之费。愿陛下留神省察。”
庚寅皇祐二年春正月。自庆历八年河北行四税法〔1〕，盐居其一，而并边刍粟皆虚估至数倍，券至京师，反为富贾所抑，盐八百斤〔2〕，旧售钱十万，至是止六万。商人以贱估券取盐，不复入钱，京师帑藏益乏。于是诏三司详定。王尧臣、王守忠、陈旭请复入钱京师法，视旧入钱数稍增予盐，而并边入中先得券受盐者，河东、陕西入刍粟直钱十万，止给盐直七万，河北又损为六万三千。且令入钱十万于京师，乃得兼给，谓之“对贴”，自是入钱京师稍复矣。先是，宋庠建议，以今年当郊而日至在晦，用建隆故事，宜有所避，因请季秋大享于明堂。
三月戊子朔，诏罢今年冬至亲祠南郊之礼，以九月择日有事于明堂。上谓辅臣曰：“明堂者，布政之宫，天子路寝，乃大庆殿是也。况明道初，合祀天地于此。”己丑，诏以大庆殿为明堂。戊戌，诏群臣毋得上尊号。文彦博等伏奏至于三四，上固拒之。诏祠明堂宜尽物以遵典礼，自乘舆服御诸物，务令有司裁简之。诏两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，听人收养后不得复取。丙辰，宋祁上《明堂通议》二篇，祁自序略曰：“上薄三代，旁搜汉、唐，礼之过者折之，说之缪者正之，以合开宝一王之典，聊佐乙夜观书之勤。”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