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壬戌，朔，枢密副使韩琦、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，上四策，其一曰：“西戎辄求通顺；实图休息。陛下当隆礼敦信，以盟好为权宜；选将练兵，以攻守为实务，此和策之得也。”其二曰：“久守之计，莫如蓄土兵。彼或小至，则使属户蕃兵暨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御之；彼欲大举，则必先闻举集之期，我之次边军马尽可驻于坚城，以待敌之进退，彼将进而无利，退而有祸，不三两举，势必败亡，此守策之得也。”其三曰：“元昊巢穴实在河外，河外之兵懦而罕战，惟横山一带蕃部人马精劲。我以坚城据之，以精兵临之，彼既乐其土，复逼以威，必须归附，以图自安。元昊若失横山之势，可谓断其右臂矣，此攻策之得也。”其四曰：“臣等既以三策陈之，又以北戎为忧。请朝廷力行七事，以防大患。一、密为经略，二、再议兵屯，三、专于选将，四、急于教战，五、训练义勇，六、修京师外城，七、密定讨伐之谋。”是日，琦与仲淹指陈于上前，数刻乃罢。谏官余靖言：“窃闻大臣建议内在修京城、置府兵二事者。昔魏侯恃险，吴起以为失词；宣王料民，山甫言其害政。愿陛下舍此二策，别议远图之术。”二策不果行。先是，郑戬奏修水洛城，乞令韩琦不预商量。琦言：“臣任西边，又再任宣抚，首尾五年，又在泾原、秦风两路，于水洛城事，比它人知之甚详。”辄陈所见利害凡十三条。诏札与鱼周询等，而周询及郑戡已先具奏修城之利。且言：“水洛城今欲毕工。惟女墙未完，弃之诚可惜，宜遂令讫役”。乃诏戡等卒城之。壬申，幸国子监，竭至圣文宜王。有司言：旧仪止肃揖。而上特再拜。赐直讲、大理评事孙复五品服。又幸昭烈武成王庙。丙戌，元昊始称臣，自号夏国主。复遣尹与则、杨守素来议事。丁未，开宝寺灵宝塔灾。涞官余靖言：“五行之占，本是灾变。朝廷宜戒惧以答天意。寻闻遣人于塔基掘得旧瘗舍利，道路传语：舍利在内庭之时颇有光怪。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为灵异，再图营造。若言舍利能出光怪，必有神灵所凭，此妄言也。且一塔不能自卫，为火所毁，又何福可庇于民哉？伏乞指挥，更不营造。”
六月，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。始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，士大夫持二人曲直，交指为朋党。及陕西用兵，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，拔用护边。及夷简罢，召还，倚以为治。中外想望其功业，而仲淹亦感激眷遇，以天下为己任，遂与富弼日夜谋卢兴致太平，然规模阔大，论者以为难行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，人心不自安：任子之恩薄，磨勘之法密，侥幸者不便，于是谤毁浸盛，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。然仲淹、弼守所议弗变。先是，石介奏记于弼，责以行伊、周之事。夏竦怨介斥己，又欲因是倾弼等，乃使女奴阴习介书，久之习成，遂改“伊周”曰“伊霍”，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。飞语上闻，帝虽不信，而仲淹、弼始恐惧，不敢自安于朝，皆请出按西北边，未许。适有边奏，仲淹固请行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。
《龟鉴》曰：且朋竞之倡，其萌于吕、范交隙之时乎？谓申公为小人邪？争宠妃诞育之功而丧为成礼，当宫庭避灾之顷而愿望清光，乃拜手疏八事，如正朝纲、塞邪径、禁贿赂、斥佞壬，真得大臣辅相之体。而其大者，释仲淹之宿怨，容孙沔之直言，是未可以小人訾之也。谓申公为君子邪？敕有司不受台谏，夷简倡之；戒百官越职言事，夷简主之。罢相之后，密表之频奏，内侍之除结，是失大臣进退之义。而其大者，囚私憾而畅瑶华之议，因北事而忌富弼之能，是未纯于君子也。仲淹之比肩联事，岂能帖帖阿附而为诡随之态乎？方其姑苏召还，正惬公议，待制之除，俾仲素蕴，而处钧衡之地者，思有以陷之：以侍臣噤其口，以剧务挠其心。然百官之图、四论之献，凛然生言者之气，大臣不堪，遂以党目之，仲淹于是有鄱阳之行。是行也，李纮、王质载酒往饯，而欲附党以为幸。欧阳修、佘靖、尹涞抗疏力争，而愿同贬以为荣。仲淹何慊哉！以至韩琦救蔡襄之诗、程琳议党人之谤、若谷明君子之类，此皆营救仲淹也。惜夷简之党胜。仲淹之党不胜，至使受知荐主方尔从坐，同年进士又相继出，诸贤皆以朋党逐矣。至仲淹陕西召还，稍惬公议，日夜谋画，图报主知。然按察之令严，磨勘之法密，未有惬侥幸者之意，小人不悦，再以党论之，仲淹于是复为陕西之行。是行也，身再去国，谗者益甚。贾昌朝主王拱辰而逐益柔，益乘，仲淹所荐也。钱明逸希得象而去富弼，富弼，仲淹所厚也。陈执中固孙甫而去杜衍，杜衍，尝为仲淹言也。邸狱之起，朋党作仇，一纲之打，私徒相庆。虽欧阳公以去国之身怀不自已，抗疏力言，至谓“群邪相贺于内，四夷相贺于外”，未尝不忠于国者，而大势卒不可挽矣。方仲淹始为夷简党目之，所斥诸贤尚有左袒。及仲淹再为夏竦党论之，所贬诸贤皆为倒戈。盖夏竦用心惨于夷简，此元瑜所以初是仲淹而复希执中也。然尝反覆史传，窃谓党祸之作固小人之罪，而希天子之风，附君子之名，不得尽辞其责，故尝妄为之说曰：党论之始，倡蔡襄“贤不肖”之诗激之也。党论之再作，石介“一夔一契”之诗激之也。其后诸贤相继斥逐，又欧阳公邪正之论激之也。何者？负天下之令名，非惟人情不堪，造物亦不吾堪尔。吾而以贤自处，孰肯以不肖自名？吾而以夔、契自许，敦肯以大奸自辱？吾而以公正自表，孰肯以邪曲自毁哉？如必过为别白，私自尊尚，则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，安得不重为君子之祸？孙复谓祸始于此，仲淹谓怪鬼坏事，韩琦亦谓天下事不可如此。其亦有先见云耳。唐自牛僧孺、李宗闵对策，至李德裕朱崖之贬，一报一复，凡四十二年而后息。我仁祖在位四十二年，待退臣下恩亦至矣，夫岂无药石以针砭之？汤沐以栉治之？未几云开日出，所废之人于即召用，所罢之官随已复职，如范文正以忤申公而得贬，其始也虽为之下朋比之诏，及西事之兴，不惟宥其过，而且至大用。杜、富、欧、余以邸狱而尽去，始者所行之人虽尽废黜，而陈执中既罢之后，诸贤复召，而或异之钧衡，或列于论思，气类相感，竟不至伤吾保泰之和，诸贤何憾哉？
甲寅，上谓辅臣曰：“岁旱而飞蝗滋甚，百姓何罪而罹此？默祷上帝，愿归咎于□躬。”章得象对曰：“圣言及此，必有以上感天心矣。”戊午，雨。枢密副使富弼言：“伏见朝廷以契丹发兵会元昊讨呆家族，路出河东境外，疑是变诈。臣前岁奉使契丹，颇见情状，他时虽欲背盟，自逞必寇河北，第以河东为犄角之地而已。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相度，且往河东照管，未宜调发。”时仲淹疑契丹入寇，欲大发兵为备。杜衍谓契丹必不来，兵不可妄出。仲淹争议帝前，诋衍语甚切。仲淹尝以父行事衍，衍不以为恨。既退，仲淹犹力争，韩琦曰：“若尔，则琦当请行，不须朝廷一人一骑。”仲淹怒，再求对，首奏琦语。然兵卒不发，仲淹亦不以为忤也。先是，仲淹受命主西事，弼主北事。弼条上河北守御策曰：“真宗澶渊之盟未为失策，而所痛者，当国大臣论和之后，武备皆废，谓敌不敢背约，谓边不必豫防，谓世常安，谓兵永息。西、北二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，于是阴相交结，乘虚有谋，契丹侵取燕、蓟以北，拓拔自得灵夏以西，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，得中国土地，役中国人力，称中国位号，方中国官属，任中国贤才，读中国书籍，用中国车服，行中国法令。是二边所为皆与中国等，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，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边也？谨具守御十二策总十三条，是臣奉使契丹日，于河北往回十余次，询于沿边土豪并内地故老，博采参较，得之甚详。及于契凡议事，又颇见其情状，以至稽求载籍，质以时务，用是裒聚撰述，以副陛下委任之意。望陛下令两府会议，可者速行之，其不可者，更相致诘而是正之。”
秋七月癸亥，诏以冬至有事于南郊，群臣毋得上表请加尊号。癸未，契丹遣耶律元衡来告将伐元昊，其书略曰：“元昊负中国当诛。今议将兵临战。或元昊乞称臣，幸无亟许。”其实纳契丹降人，契丹讨之，托中国为名也。丙戌，诏诸路转运使副、提点刑狱察所部知州军、知县县令，有治状者以名闻，议旌擢之。或不如所举，令御史台劾奏，并坐上书不实之罪。从范仲淹奏请也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