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西汉·艺文志》：自黄帝下至三代，乐各有名。周衰，《礼》、《乐》俱坏，乐尤微眇，以音律为节（师古曰：眇，细也。言其道精微，节在音律，不可具於书。眇亦读曰妙），又为郑卫所乱，故无遗法。汉兴，制氏以雅乐声律，世在乐官，颇能纪其铿锵鼓舞，而不能言其义。六国之君，魏文侯最为好古，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，（师古曰：桓谭《新论》云窦公年百八十岁，两目皆盲，文帝奇之，问曰：“何因至此？”对曰：“臣年十三失明，父母哀其不及众技，教鼓琴，臣导引，无所服饵。”）献其书，乃《周官·大宗伯》之《大司乐章》也。武帝时，河间献王好儒，与毛生等共采《周官》及诸子言乐事者，以作《乐记》，献八佾之舞，与制氏不相远。其内史丞王定传之，以授常山王禹。禹，成帝时为谒者，数言其义，献二十四卷记。刘向校书，得《乐记》二十三篇，与禹不同，其道浸以益微。（师古曰：浸渐也）
晁氏曰：古之为国者先治身，故以礼、乐之用为本；後世为国者先治人，故以礼、乐之用为末。先王欲明德於天下，深推其本，必先脩身，而脩身之要在乎正心诚意，故礼以制其外，乐以养其内，内之不贞之心无自而萌，外之不义之事无由而蹈，一身既脩，而天下治矣，是以礼、乐之用，不可须臾离矣。後世则不然，设法造令，务以整治天下，自適其暴戾恣睢之心，谓躬行率人为迂阔不可用。若海内平定，好名之主然後取礼之威仪、乐之节奏，以文饰其治而已。则其所谓礼、乐者，实何益於治乱成败之数？故曰後世为国者，先治人，以礼、乐之用为末。虽然，礼文在外，为易见，历代犹不能废；至於乐之用在内，微密要眇，非常情所能知，故自汉以来，指乐为虚器，杂以郑、卫、夷狄之音，虽或用於一时，旋即放失，无复存者，况其书哉！今裒集数种，姑以补书目之阙焉尔。
陈氏曰：刘歆、班固虽以《礼》、《乐》著之《六艺略》，要皆非孔氏之旧也。然《三礼》至今行於世，犹是先汉旧传，而所谓《乐》六家者，影响不复存矣。窦公之《大司乐章》既巳见於《周礼》，河间献王之《乐记》亦巳录於《小戴》，则古乐巳不复有书。而前志相承，廼取乐府、教坊、琵琶、羯鼓之类，以充《乐》类，与圣经并列，不亦悖乎！晚得郑子敬氏《书目》，独不然，其为说曰：“《仪注》、《编年》，各自为类，不得附於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则後之乐书，固不得列於《六艺》。”今从之。而著於子录杂艺之前。
按古者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皆所以垂世立教，故《班史》著之《六艺》，以为经籍之首。流传至於後世，虽有是四者，而俱不可言经矣。故自唐有四库之目，而後世之所谓《书》者入史门，所谓《诗》者入集门，独《礼》、《乐》则俱以为经，於是以历代典章、仪注等书厕之《六典》、《仪礼》之後，历代乐府、教坊诸书厕之《乐记》、《司乐》之後，猥杂殊甚。陈氏之言善矣！然乐者，国家之大典，古人以与礼并称，而陈氏《书录》则置之诸子之後，而侪之於技艺之间，又太不伦矣。虽後世之乐不可以拟古，然既以乐名书，则非止於技艺之末而已。况先儒释经之书，其反理诡道，为前贤所摈斥者，亦沿经之名，得以入於经类，岂後世之乐书，尽不足与言《乐》乎！故今所叙录，虽不敢如前志相承，以之拟经，而以与仪注谶纬并列於经解之後，史、子之前云。
《汉志》：凡《乐》六家，百六十五篇。（出淮南刘向等《琴颂》七篇）
《隋志》：四十二部，一百四十二卷。（通计亡书，合四十六部，二百六十三卷）
《唐志》：三十一家，三十八部，二百五十七卷。（失姓名九家，张文收以下不著录二十家，共九十三卷）
《宋三朝志》：四十五部，四百九卷。
《宋两朝志》：三十三部，一百七十四卷。
《宋四朝志》：二十一部，三百一十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