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汉·艺文志》曰：古之王者，世有史官，君举必书，所以慎言行，昭法式也。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，帝王靡不同之。周室既微，载籍残缺，仲尼思存前圣之业，乃称曰：“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，则吾能徵之矣（师古曰：《论语》载孔子之言也。徵，成也。献，贤也。孔子自谓能言夏、殷之礼，而杞、宋之君文章贤材不足以成之，故我不得成此礼也）。”以鲁周公之国，礼文备物，史官有法，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，据行事，仍人道（师古曰：仍亦因也），因兴以立功，就败以成罚，假日月以定历数，藉朝聘以正礼乐。有所褒讳贬损，不可书见，口授弟子，弟子退而异言（师古曰：谓人执所见，各不同也）。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，以失其真，故论本事而作传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《春秋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，有威权势力，其事实皆形於传，是以隐其书而不宜，所以免时难也。及末世口说流行，故有《公羊》、《榖梁》、《邹》、《夹》之《传》。四家之中，《公羊》、《榖梁》立於学官，邹氏无师，夹氏未有书。
《隋·经籍志》曰：遭秦灭学，口说尚存。汉初，有公羊、榖梁、邹氏、夹氏，四家并行。王莽之乱，邹氏无师，夹氏亡。初，齐人胡母子都传《公羊春秋》，授东海嬴公，嬴公授东海孟卿，孟卿授鲁人眭孟，眭孟授东海严彭祖、鲁人颜安乐，故後汉《公羊》有严氏、颜氏之学，与《榖梁》三家并立。汉末，何休又作《公羊解说》。而《左氏》，汉初出於张苍之家，本无传者，至文帝时，梁太傅贾谊为训诂，授赵人贯公。其後，刘歆典校经籍，考而正之，欲立於学，诸儒莫应。至建武中，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。时陈元最明《左传》，又上书讼之。於是乃以魏郡李封为《左氏》博士。後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，及封卒，遂罢。然诸儒传《左氏》者甚众。永平中，能为《左氏》者擢高第，为讲郎。其後贾逵、服虔并为训解，至魏，遂行於世。晋时，杜预又为《经传集解》。《榖梁》范甯注、《公羊》何休注、《左氏》服虔、杜预注，俱立国学。然《公羊》、《榖梁》，但试读文，而不能通其义。後学三传通讲，而《左氏》唯传服义。至隋，杜氏盛行，服义及《公羊》、《榖梁》浸微，今殆无师说。
先公曰：论《春秋》者，言夫子感麟而作，作起获麟，而文止於所起。逾再岁，而夫子梦奠矣。故欧阳公谓此夫子既老而成之书。《春秋纬演孔图》云：孔子修《春秋》，九月而成。卜之得阳豫之卦，是《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之书，以九月而成。
《汉志》：凡《春秋》二十三家，九百四十八篇（省《太公史》四篇）。
按班固《七略》无史门，故以古来及秦、汉之史附於《春秋》之末。後世史书渐多，故志艺文者，以史自为一部，难以厕之圣经之後矣。故今析班志《春秋略》内《世本》十五篇，至《汉大年记》五篇入史门，凡削九家，四百一十一篇云。
《隋志》：九十七部，九百八十三卷（通计亡书，合一百三十部，一千一百九十一卷）。
《唐志》：六十六家，一百部，一千一百六十三卷（失姓名五家，王元度以下不著馀二十三家，四百三卷）。
《宋三朝志》：七十二部，六百五十八卷。
《宋两朝志》：十七部，一百一十四卷。
《宋四朝志》：三十六部，三百七十五卷。
《宋中兴志》：一百二十九家，一百七十四部，二千二百七十一卷。
◇《春秋正经》十二卷
晁氏曰：以《左氏》经为本，其与《公》、《榖》不同者，注於下。
◇《春秋经》一卷
陈氏曰：每事为一行，广德军所刊古监本。晦庵又刻於临漳四经之一。其於《春秋》，独无所论著，惟以《左氏》经文刻之。李焘仁甫又定《春秋古经》一卷。
眉山李氏《古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