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曰：夫子何以删《诗》？昔太史公曰：古诗本三千馀篇，孔子去其重複，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。孔氏曰：“案《书传》所引之诗，见在者多，亡逸者少。则孔子所录，不容十分去九，马迁所言，未可信也。”朱文公曰：“三百五篇，其间亦未必皆可施於礼义，但存其实，以为鉴戒耳。”之三说者，何所折衷？愚曰：若如文公之说，则《诗》元未尝删矣。今何以有诸逸诗乎？盖文公每舍序以言《诗》，则变风诸篇，祗见其理短而词哇，愚於前篇已论之矣。但以经传所引逸《诗》考之，则其辞明而理正，盖未见其劣於三百五篇也，而何以删之？三百五篇之中，如诋其君以硕鼠、狡童，如欲刺人之恶，而自为彼人之辞，以陷於所刺之地，殆几不可训矣，而何以录之？盖尝深味圣人之言，而得圣人所以著作之意矣。昔夫子之言曰“述而不作”，又曰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”，又曰“多闻阙疑”，异时尝举史缺文之语，而叹世道之不古，存夏五郭公之书，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误，然则圣人之意，盖可见矣。盖诗之见录者，必其序说之明白，而旨意之可考者也。其轶而不录者，必其序说之无传，旨意之难考，而不欲臆说者也。或曰：今三百五篇之序，世以为卫宏、毛公所作耳，如子所言，则已出於夫子之前乎？曰：其说虽自毛、卫诸公而传，其旨意则自有此诗而已有之矣。《鸱鴞》之序，见於《尚书》；《硕人》、《载驰》、《清人》之序，见於《左传》，所纪皆与作诗者同时，非後人之臆说也。若序说之意，不出於当时作诗者之口，则《鸱鴞》诸章，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，《清人》终篇，亦不见郑伯恶高克之迹，後人读之，当不能晓其为何语矣。盖尝妄为之说，曰作诗之人可考，其意可寻，则夫子录之，殆“述而不作”之意也。其人不可考，其意不可寻，则夫子删之，殆“多闻阙疑”之意也。是以於其可知者，虽比兴深远，词旨迂晦者，亦所不废，如《芣苜》、《鹤鸣》、《蒹葭》之类是也。於其所不可知者，虽直陈其事，文义明白者，亦不果录，如“翘翘车乘，招我以弓。岂不欲往，畏我友朋”之类是也。於其可知者，虽词意流泆，不能不类於狭邪者，亦所不删，如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、《野有蔓草》、《出其东门》之类是也。於其所不可知者，虽词意庄重，一出於义理者，亦不果录，如“周道挺挺，我心扃扃”，“礼义不愆，何恤於人言”之类是也。然则其所可知者何？则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；其所不可知者何？则诸逸《诗》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。欧阳公《诗谱补亡》後序曰：“後之学者，因迹前世之所传，而较其得失，或有之矣。若使徒抱焚馀残脱之经，伥伥然於去圣千百年之後，不见先儒中间之说，而欲特立一家之论，果有能哉？”此说得之。盖自其必以为出於卫宏、毛公辈之口，而先以不经之臆说视之，於是以特立之已见，与之较短量长，於辞语工拙之间，则祗见其龃龉而不合，疏缪而无当耳夫使序诗之意，果不出於作诗之初，而皆为後人臆度之说，则比兴讽咏之词，其所为微婉幽深者，殆类东方朔“声謷尻高”之隐语，蔡邕“黄绢幼妇”之廋词，使後人各出其智，以为猜料之工拙，恐非圣经诲人之意也。或曰：诸小序之说，固有舛驰鄙浅而不可解者，尽信之可乎？愚曰：序非一人之言也。或出於国史之采录，或出於讲师之传授，如《渭阳》之首尾异说，《丝衣》之两义并存，则其舛驰固有之，择善而从之可矣。至如其辞语之鄙浅，则序所以释经，非作文也。祖其意足矣，辞不必玩也。夫以夫子之圣，犹不肯杂取诸逸《诗》之可传者，与三百五篇之有序者并行，而後之君子乃欲尽废序以言《诗》，此愚所以未敢深以为然。故复摭述而不作多闻阙疑之言，以明孔子删《诗》之意，且见古序之尤不可废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