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曰：古书自唐以後，以甲、乙、丙、丁略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类。承平时，三馆所藏不满十万卷，《崇文总目》所载是也。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、李邯郸，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、饶州吴氏、荆州田氏等，吾皆见其目，多止四万许卷，其间颇有不必观者。惟宋宣献家择之甚精，止二万许卷，而校仇详密，皆胜诸家。吾旧所藏，仅与宋氏等，而宋氏好书，人所未见者，吾不能尽得也。自《六经》、诸史与诸子之善者，通有三千馀卷。读之固不可限以数，以二十年计之，日读一卷，亦可以再周，其馀一读足矣。惟《六经》不可一日去手。吾自登科後，每以五月以後，天气渐暑，不能泛及他书，即日专诵《六经》一卷，至中秋时毕，谓之“夏课”，守之甚坚。宣和後始稍废，岁亦必一周也。每读不唯颇得新意前所未达者，其先日差误所获亦不少，故吾於《六经》似不甚灭裂。《南史》记徐盛年过八十，犹岁读《五经》一遍，吾殆不愧此。前辈说刘原父初为穷经之学，寝食坐卧，虽谒客，未尝不以《六经》自随。蝇头细书为一编，置夹袋中，人或效之。後佣书者遂为雕板，世传“夹袋《六经》”是也。今人但随好恶，苟诵一家之说，便自立门户，以为通经。内不求之己，外不求之古，可乎？後生稔习闻见，所以日趋於浅陋也。
王氏《挥麈录》曰：承平时，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、历阳沈氏、庐山李氏、九江陈氏、鄱阳吴氏，俱有藏书之名，今皆散逸。近年所至郡府，多刊文籍，且易得本传录。仕宦稍显者，家必有书数千卷，然多失於仇校也。吴明可帅会稽，百废具举，独不传书。明清尝启其故，云“此事当官极易办。但仆既得书期会，宾客应接，无暇自校；子弟又方令为程文，不欲以此散其功；委之他人，孰肯尽心？漫盈箱箧，以误後人，不若已也。”
又曰：唐著作郎杜宝《大业幸江都记》云：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，皆焚於广陵，其目中盖无一帙传於後代。靖康俶扰，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，悉为乌有。南渡後，惟叶少蕴少年贵盛，平生好收书，逾十万卷，寘之霅川弁山山居，建书楼以处之，极为华焕。丁卯年，其宅与书俱荡一燎。李泰发家旧有万馀卷，亦以是岁火。岂厄会自有时邪？
东坡作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曰：象犀、珠玉、怪珍之物，有悦於人之耳目，而不適於用。金石、草木、丝麻、五榖、六材，有適於用，而用之则敝，取之则竭。悦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，用之而不敝，取之而不竭，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，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，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，惟书乎！自孔子圣人，其学必始於观书。当是时，惟周之柱下史聃为多书。韩宣子適鲁，然後见《易象》与鲁《春秋》；季札聘於上国，然後闻《诗》之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；而楚独有左史倚相，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邱》。士之生於是时，得见《六经》者盖无几，其学可谓难矣！而皆习於礼乐，深於道德，非後世君子所及。自秦、汉已来，作者益众，纸与字画日趋於简便，而书益多，世莫不有，然学者益以苟简，何哉？余犹及见老儒先生，自言其少时欲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而不可得；幸而得之，皆手自书，日夜诵读，惟恐不及。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，日转万纸。学者之於书，多且易致如此，其文词学术，当倍蓰於昔人，而後生科举之士，皆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，此又何也？余友李公择，少时读书於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。公择既去，而山中之人思之，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，藏书凡九千馀卷。公择既巳涉其流，探其源，采剥其华实，而咀嚼其膏味，以为己有；发於文词，见於行事，以闻名於当世矣。而书固自如也，未尝少损，将以遗来者，供其无穷之求，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。是以不藏於家，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，此仁者之心也。余既衰且病，无所用於世，惟得数年之闲，尽读其所未见之书，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，盖将老焉，尽发公择之藏，拾其馀弃以自补，庶有益乎！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，乃为一言，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，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。
右历代收书之数，藏书之所，备见前志；而叶氏、王氏所言，又近代士大夫藏书之大概也。坡翁一记，可以警蓄书而不读者，故并载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