夹漈郑氏曰：班固《艺文志》出於《七略》者也。《七略》虽疏而不滥，若班氏步步趋趋，不离於《七略》，未见其失也；间有《七略》所无，而班氏杂出者，则踬矣。扬雄所作之书，刘氏盖未收，而班氏始出，若之何以《太元》、《法言》、《乐箴》，三书合为一，总谓之扬雄所序三十八篇，入於儒家类？按儒者旧有五十二种，固新出一种，则扬雄之三书也。且《太元》，《易》类也；《法言》，诸子；《乐箴》，杂家也；奈何合而为一家？是知班固胸中元无伦类。
刘歆为侍中，迁光禄大夫，领《五经》，卒父前业，欲建立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皆列於学官。哀帝令歆与《五经》博士讲论其义，诸博士或不肯置对（师古云：并不与歆意同，故不肯立其学也。置对，置辞以对也）。歆因移书太常博士，责让之曰：“昔唐、虞既衰，而三代迭兴（师古曰：迭，互也。音大结反），圣帝明王，累起相袭，其道甚著。周室既微，而礼乐不正，道之难全也如此。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，历国应聘，自卫反鲁，然後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乃得其所；修《易》，序《书》，制作《春秋》，以纪帝王之道。及夫子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终而大义乖，重遭战国，弃笾豆之礼，理军旅之陈，孔氏之道抑，而孙、吴之术兴。陵夷至於暴秦，燔经书，杀儒士，设挟书之法，行是古之罪（师古曰：以古事为是者，即罪之），道术由是遂灭。汉兴，去圣帝明王遐远，仲尼之道又绝，法度无所因袭。时独有一叔孙通，略定礼仪，天下唯有《易》卜，未有他书。至孝惠之世，乃除挟书之律，然公卿大臣绛、灌之属，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。至孝文皇帝，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初出於屋壁，朽折散绝，今其书见在，时师传读而已。《诗》始萌芽。天下众书，往往颇出，皆诸子传说，犹广立於学官，为置博士。在汉朝之儒，唯贾生而已。至孝武皇帝，然後邹、鲁、梁、赵颇有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先师（师古曰：前学之师也），皆起於建元之间。当此之时，一人亦能独尽其经，或为《雅》，或为《颂》，相合而成。《泰誓》後得，博士集而读之。故诏书称曰：‘礼坏乐崩，书缺简脱，朕甚闵焉！’时汉兴已七、八十年，离於全经，固已远矣（师古曰：言废绝己久，不可得其真也）。及鲁恭王坏孔子宅，欲以为宫，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，《逸礼》有三十九，《书》十六篇。天汉之後，孔安国献之，遭巫蛊仓卒之难，未及施行。及《春秋》左氏邱明所修，皆古文旧书，多者二十馀通，藏於秘府，伏而未发。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，稍离其真，乃陈发秘藏，校理旧文，得此三事，以考学官所传，经或脱简，传或间编（师古曰：脱简，遗失也。间编，谓旧编烂绝，就更次之，前後错乱也。间，音古竟反），传问民间，则有鲁国桓公、赵国贯公、胶东庸生之遗学，与此同抑而未施。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，士君子之所嗟恸也。往者缀学之士，不思废绝之阙，苟因陋就寡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蓻（师古曰：罢，读曰疲。究，竟也）。信口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。至於国家将有大事，若立辟雍、封禅、巡狩之仪，则幽冥而莫知其原（师古曰：幽冥，犹暗昧也）。犹欲保残守缺，挟恐见破之私意，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。或怀妒嫉，不考情实，雷同相从，随声是非，抑此三学，以《尚书》为备（苏林曰：备之而已。臣瓒曰：当时学者谓《尚书》唯有二十八篇，不知本有百篇也。师古曰：瓒说是也），谓《左氏》为不传《春秋》，岂不哀哉！今圣上德通神明，继统扬业，亦闵文学错乱，学士若兹，虽昭其情，犹依违谦让（师古曰：依违，言不专决也），乐与士君子同之。故下明诏，试《左氏》可立不，遣近臣奉指衔命，将以辅弱扶微，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，冀得废遗（师古曰：比，合也。经蓻有废遗者，冀得兴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