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七年十月，盗发乌江县王公衮母冢，有司释之，公衮手杀盗。事闻，其兄佐为吏部员外郎，乞纳官以赎公衮之罪。诏令给、舍议。时给、舍杨椿等大略谓：“发冢开棺者，律当绞。公衮始获盗，不敢杀而归之吏，狱成而吏出之，使扬扬出入闾巷，与齐民齿，则地下之辱，沉痛郁结，终莫之伸，为人子者，尚得自比於人！椿等谓公衮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，纳官赎弟之请当不许，故纵失刑，有司之罪，宜如律。”上是之。诏公衮降一官，佐依旧供职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。
孝宗乾道六年，臣僚言：“国家立法，议罪最为详备。大抵共殴伤杀人，必有首有从，甲为首，则乙以下皆从，甲於法合坐死罪，自乙而下并当先次决遣。在外州郡，如甲情理可悯，方许奏裁；如驻跸之地，凡罪应死者必奏；徒、流以下，申御史台取旨施行。此定制也。今有司不务遵行成法，才事涉大辟，不问首从俱奏。又流、徒以下，多作情重看详取旨，则合先次决遣之人，岂得不例遭禁系。请今後大辟，只许以为首坐应死罪者奏，为从而不应坐死者，先次决遣；流、徒罪不许牵引，情重取旨。不然，则坐以不应奏而奏之罪。”从之。
淳熙十三年，臣僚言：“恭睹国朝法令，诸大辟情理昭然不应奏者，具奏款申提刑司详覆论决；其有情轻法重、情重法轻、刑名疑虑应奏裁者，径从本州申奏，录副本申提刑司。访闻诸路宪臣，间有固执偏见，凡所部狱案不问应奏，皆令申上俟其看详之後，方许闻奏。推其本心，固欲审克，力不逮志，竟成淹滞，至有一郡之狱凡十八案申上，累月不报，遂致一路之狱积四百馀件，终岁待报而不决。请令刑部检坐《庆元敕令》，遍符诸路州军，合应奏者，州郡径自照条闻奏，不必俟宪司回报，庶使狱无淹滞。”从之。
中书舍人葛邲言：“乾道六年指挥，强盗并依旧法。议者以为，持杖胁人以盗财者亦死，是胁人与杀人等死，恐非所以为良民地。後来遂立六项并依旧法处断外，馀听依刑名疑虑奏裁。自此指挥已行之後，非特刑名疑虑者不死，而在六项者亦为不死。法出奸生，徒为胥吏受赃之地。若犯强盗者不别轻重而一於死，则死者必多，又非所以示好生之德也。乞下有司详议，立为定法。”从之。其後言者又谓，强盗苟不犯六项，虽累行劫至十数次以上，并赃至百千贯，皆可以贷命。谓宜除六项指挥外，其间行劫至两次以上，虽是为从，亦合依旧法处断。乃诏：“自今应强盗除六项指挥外，其间有累行劫至两次以上，虽是为从，亦依旧法处断。有情实可悯者，方行奏裁。”所谓六项者，谓为首及下手伤人、下手放火、因而行奸、杀人加功、已曾贷命再犯之人也。
宁宗开禧元年八月，知衡州张訢言：“国家断狱，备极详审，苟有疑虑，奏裁别推。又有杀人无证一条，《断狱》注云：‘杀人尸不经验与无证佐者，若勘鞫证佐逃、死，及虽有证而於法不许为证者，同夫尸不经验与证佐逃、死。’事因显然，往往州郡引用失当，遂致牴牾。盖谋杀、劫杀则有佐而必无证，斗杀、故杀则有证必无佐。夫谓之证者，旁证之谓也，谓之佐者，助已之谓也。曰证曰佐，自是二事，苟有其一，皆可以表杀人之然否。至於不许为证，正谓杀害人亲属等人，虑其私於党与，法故不许。近日曲法者，凡是重囚，多作无证具奏。且行凶之时相助协力，到官之後自相供通，谓之有佐可也，何必更求有证。至如行凶之人，亲属旁援，到官固无由证之理，例拘亲属，不许为证。承舛袭讹，浸失本意。请行下刑、寺及敕令所，明施行。”刑、寺奏：“实如訢请，行下诸路，自今後不许将无证有佐、无佐有证之狱入疑虑之色奏裁。”从之。
三年三月，吴曦以反逆诛族属悉当连，坐诏付从官给、舍、刑部、法寺集议合得刑名。吏部尚书兼给事中陆峻等议曰：“窃详反逆罪，父子年十六已上皆绞，伯叔父兄弟之子合流三千里，自有正条外，所有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、子妻妾、祖孙兄弟姊妹，敕无罪名，律止没官，比之伯叔父兄弟之子，服属尤近，即显没官重於流三千里。盖缘坐没官，虽贷而不死，世为奴婢，律比畜产。此法虽存而不见於用。其母女妻妾、子妻妾、祖孙兄弟姊妹，合於流罪上议刑。窃缘上条所载，止为谋反，疏文云：‘臣下将图逆节者。’今吴曦建号称元，备极僭拟，反逆已成，上件条未足以尽其罪，请特出睿断施行。”诏：“吴曦叛逆，族属悉合诛戮，朕念其先世，不忍夷灭，除曦妻男并决重杖处死外，其男十五以下并女及生子之妾，并分送二广远恶州军编管，内女已出嫁者免，亲兄弟有官人除名勒停；应吴璘位下子孙，并移徙出蜀，分往湖广诸州居住；吴玠位下子孙与免连坐，通主吴璘坟墓祭祀，令四川宣抚制、置司取见服属官职，照应施行讫闻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