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民张朝之同堂兄以枪戳死朝父逃去，朝执而杀之。审刑、大理当朝十恶不睦死罪。案即上，参知政事王安石言：“朝父为从兄所杀，而朝报杀之，罪止加役流，会赦应原。”帝从安石议，特释朝不问。
初，曾公亮以中书论正刑名为非，安石曰：“有司用刑名不当，则审刑、大理当论正；审刑、大理用刑名不当，则差官定议；议既不当，即中书自宜论奏，取决人主。此乃所谓国体。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。”
五年，洪州民有犯徒而断杖者，其馀罪会恩免。官吏失出，当劾。中书堂後官刘衮駁议，以为：“律，因罪人以致罪，罪人遇恩者，准罪人原法。洪州官吏当原。”又请自今官司出入人罪者，皆用此令。而审刑院、大理寺以谓：出入人罪，乃官司误致罪於人，难用此令。其失出者，宜如衮议。”从之。
六年，御史台言：“大理寺断邵武军、兴元府奏案，刑部郎中杜紘议以为不当。诏下御史台审定，自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皆无所可否，独紘献议。”诏台符等各罚金，初，邵武军奏谳，妇与人奸，谋杀其夫已定，夫因醉归，奸者杀之。法寺当妇谋杀为从，而紘议妇加功，罪应死。又兴元府奏谳，梁怀吉往视出妻之病，因寄粟，其子辄取食之，怀吉殴其子死。法寺以盗粟论，而当怀吉杂犯死罪，引赦原。而紘议出妻受寄粟，而其子辄费用，不入捕法。议既上，御史台论紘议不当，亦诏罚金，仍展年磨勘。
八年，尚书省言：“诸获盗，有已经杀人，及元犯强奸、强盗贷命断配之人再犯捕获者，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。且律文‘知人欲告’及‘按问者欲举自首’之类减等断遣者，为其情非巨蠹，有改过自新之心，故行宽贷。至於奸、盗，与馀犯不同，难以例减。请诸强盗已杀人，并强奸或元犯强盗贷命，若持杖三人以上，知人欲告、按问欲举而自首，因人首告应减者，并不在减等之例。”从之。
元丰八年诏：“自今应诸州鞫讯强盗，情理无可愍，刑名无疑虑，而辄奏请，并令刑部举驳，重行朝典，无得用例破条。”从司马光之请也。
光言：“杀人不死，伤人不刑，尧、舜不能以致治。近刑部奏钞兖、怀、耀三州之民有斗杀者，皆当论死，今乃妄作情理可悯或刑名疑虑奏裁，刑部即引旧例一切贷之。凡律、令、敕、式或不尽载，则有司引例以决。今斗杀当死，自有正条，而刑部承例，不问可否，尽免死决配，作奏钞施行，是杀人者不死，其斗杀条律无所用也。请自今诸州所奏大辟，情理无可悯，刑名无疑虑，令刑部还之，使依法处断。实有可悯、疑虑，令刑部具其实於奏钞後，先拟处断，令门下省审覆。如或不当，及用例破条，即令门下省駁奏，取旨勘之。从之。
元祐元年闰二月，给事中范纯仁言：“四方奏谳，去年未改法以前，岁奏大辟凡二百六十四，死者止二十五人，所活垂及九分。自去年改法，至今未及百日，所奏案凡一百五十四，死者乃五十七人，所活才及六分已上。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数多，其间必有曲贷，然犹不失‘罪疑惟轻’之仁。自改法後，所活数少，其间必有滥刑，则深亏‘宁失不经’之义。请自今四方奏大辟案，并令刑部、大理寺再行审覆，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，令执政取旨裁断，或所奏不当，亦原其罪。如此则无冤滥之狱。”诏：“大辟刑名疑虑、情理可悯，令刑部看详，无得枉滥。”四月，尚书省言：“远方奏谳待报，淹系甚众，请川、广、福建、荆南路罪人，情轻法重当奏断者，申安抚或钤辖司酌情决断讫奏。”从之。
门下侍郎韩维言：“天下奏案，必断於大理，详议於刑部，然後上之中书，决於人主。近岁有司昧於知法，便文自营，但因州郡所请，依违其言，即上中书贴例取旨，故四方奏谳日多於前。欲望刑清事省，难矣。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案，其有刑名疑虑、情理可悯，须具情法轻重条律，否则，指所断之法，令刑部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