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宗元为柳州刺史，民莫诚救兄莫荡，以竹刺莫果右臂，经十二日身死，其莫诚禁在龙城县。准律，以他物殴伤，十二日辜辜内死者，依杀人论。宗元《上桂管观察府状》：“右奉牒准律文处分者，窃以莫诚赴急而动，事出一时，解难为心，岂思他物。救兄有急难之戚，中臂非必死之疮。不幸致殂，揣非本意。按文固当恭守，抚事似可哀矜。断手方追於深衷，周身不遑於远虑。律宜无赦，使司明至当之心；情或未安，守吏切惟轻之愿。伏乞俯赐兴哀，特从屈法，去全微命，以慰远黎。”
穆宗长庆二年四月，刑部员外郎孙革奏：“准京兆府申，雲阳力人张涖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，宪徵理之，涖乘醉拉宪，气息将绝。宪男买得年十四，将救其父，以涖角觝力人，不敢挥解，遂持木锸击之首见血，後二日致死者。准律，父为人所殴，子往救，击其人折伤，减凡斗三等；至死者，依常律。则买得合当死刑。伏以律令者用防凶暴，孝行者以开教化。今买得救父难是性孝，非暴；击张涖是心切，非凶。以髫卝之岁，正父子之亲，若非圣化所加，童子安能及此？《王制》称五刑之理，必原父子之亲；《春秋》之义，原心定罪；《周书》所训，诸罚有权。今买得生被皇风，幼符至孝，哀矜之宥，伏在圣慈。职当谳刑，合申善恶。谨先具事由陈奏，伏冀下中书门下商量。”敕旨：“康买得尚在童年，能知子道，虽杀人当死，而为父可哀。若从沈命之科，恐失原情之义，宜付法司，减死罪一等处分。”
长庆二年，白居易上言：“据刑部及大理寺所断：‘准律，非因斗争无事而杀者，名为故杀。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，则非故杀。’据大理寺直崔元式所执：‘准律，相争为斗，相击为殴，交斗致死，始名斗杀。今阿王被打狼籍，以致於死；姚文秀检验身上，一无伤损，则不得名为相击。阿王当夜己死，何名相争？既非斗争，又蓄怨怒，即是故杀者。’又按《律疏》云：‘不因斗争无事而杀，名为故杀。’此言事者，谓斗争之事，非该他事。今大理、刑部所执，以姚文秀怒妻有过，即不是无事，既是有事，因而殴死，则非故杀者。此则唯用”无事“两字，不引”争斗“上文。如此，是使天下之人，皆得因事杀人，杀人了，即曰：‘我有事而杀，非故杀也。’如此可乎？且天下之人，岂有无事而杀人者？足明事谓争斗之事，非他事也。又，凡言斗殴死者，谓事素非憎嫌，偶相争斗，一殴一击，不意而死。如此，则非故杀，以其本原无杀心。今姚文秀怒妻颇深，挟恨既久，殴打狼藉，当夜便死，察其情状，不是偶然。此非故杀，孰为故杀？若以先因争骂，不是故杀，即如有谋杀人者，先引相骂，便是交争，一争之後，以物殴杀，即曰：‘我因事而杀，非故杀也。’如此可乎？况阿王既死，无以辨明；姚文秀自云相争，有何凭据？伏以狱贵察情，法须可久。若崔元式所议不用，大理寺所执得行，实恐被殴死者自此长冤，故杀人者从今得计。”奉敕：“姚文秀杀妻，罪在十恶，若从宥免，是长凶愚。其律纵有互文，在理终须果断。宜依白居易状，委所在重杖一顿处死。”
敬宗宝历三年，京兆府有姑鞭妇致死者，奏请断以偿死。刑部尚书柳公绰议曰：“尊殴卑，非斗也；且其子在，以妻而戮其母，非教也。”遂减死论。
後唐明宗天成二年，御史台、刑部、大理等奏：“准《名例律》：‘诸断罪而无正条者，其应出罪者，则举重以明轻；其应入罪者，则举轻以明重。’疏云：‘断罪无正条，谓一部律内，犯无罪名者。’准《杂律》：‘不应得为而为者，笞四十；谓律令无条，事理不可为者杖八十。’疏云：‘杂犯轻罪，触类弘多，金科玉条，包罗难尽。其有在律、在令无有正条，若不轻重相明，无文可以比附，临时处断，量情为罪，庶补遗阙，故立此条。其情轻者笞四十，事理重者杖八十。’”奉敕宜依。
其年七月，洺州平恩县百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