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绛、曾布请用肉刑。布上议曰：“先王之制刑罚，未尝不本於仁，然而有断支体。刻肌肤，以至於杀戮，非得已也。盖人之有罪，赎刑不足以惩之，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，然审適轻重，则又有流宥之法。至汉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，後世因之以为律令。大辟之次，处以流刑，代劓、墨、剕、宫之法，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，而又失轻重之差。古者乡田同井，人皆安土重迁。流之远方，无所资给，徒隶困辱，以至终身。近世之民，轻去乡土，转徙四方，因而为患，而居作一年，即听附籍，比於古亦轻矣。况折杖之法，於古为鞭扑之刑，刑轻不能止恶，故犯法日益众，其终必至於杀戮，是欲轻而反重也。今大辟之目至多，取其情可贷者，处之以肉刑，则人之获生者必众。若军士亡去应斩，盗贼赃满应绞，则刖其足；良人於法应死而情轻者，则处以宫刑。至於劓、墨，则用剌配之法。降此而後为流、徒、杖、笞之罪，则制刑有差等。”议既上，帝问可否於执政，王安石、冯京互有论辩，迄不果行。
枢密使文彦博言：“臣闻刑乱国用重典，刑平国用中典。唐末、五代，刑用重典，以救时弊，故法律之外，徒、流或加至於死。国家承平百年，当用中典，然犹因循，有重於旧律者，若伪造文书，律止流二千里，今断从绞。近臣僚奏请，凡伪造印记，再犯不至死者，亦从绞坐。若责其不悛，则持杖强盗再犯赃不满者不死，则用刑甚异於律文矣。请检详见用刑名有重於旧律者，以敕律参考，裁定其当。”诏送编敕所。
四年，令：“盗贼、囊橐停宿之家立重法。凡劫盗罪当死者，籍其家赀以赏告人，妻子编置千里；遇赦若灾伤减等者，配远恶地。罪当徒、流者，配岭表；流罪会降者，配三千里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，妻子递降等有差。应编配者，虽会赦，不移不释。囊橐之家，劫盗死罪，情重者斩，馀皆配远恶地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；盗罪当徒、流者，配五百里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；窃盗三犯，杖配五百里或邻州。虽非重犯之地，而囊橐重法之人，并以重法论。其知县、捕盗官皆用举者，或以武臣为县尉。盗发十人以上者，限内捕不获半，劾罪取旨。若复杀官吏，及累杀三人，焚舍屋百间，或群行於州县之内，掠劫於江海船船之中，非重法之地，亦以从重法论。”
嘉祐中，始於开封府诸县，後稍及曹、濮、澶、滑等州。是年，以开封府东明、考城、长垣县，京西滑州，淮南宿州，河北澶州，京东应天府，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、淮阳军，亦立重法，著为令。至元丰时，河北、京东、淮南、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亦广矣。
七年，诏：“品官犯罪，按察之官并奏劾听旨，毋得擅捕系、罢其职俸。”四月，设置律学，设教授四员。公试，习律令生员，义三道，习断案生员一道，刑名五事至七事。私试，义二道，案一道，刑名五事至三事。先时已置刑法科，诏法寺主判官、诸路监司奏举京朝官、选人两考者，上等进秩补法官，馀减磨勘，循资，免选射阙，推恩有差。法官阙员，亦以次补之。其考试关防，如诸科法。
元祐中，司马光论之曰：“律、令、敕、式，皆当官者所须，何必置明法一科，使为士者豫习之。夫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，为士者果能知道，又自与法律冥合；若其不知，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，习锻炼文致之事，为士已成刻薄，从政岂有循良，非所以长育人材、敦厚风俗也！”
八年，沂州民朱唐告前越州馀姚县主簿李逢有逆谋，提点刑狱王廷筠等言其无迹，但谤讟朝政，语涉指斥，及妄说休咎，请法外编配，仍治告人之妄。帝疑之，遣权御史推直言官蹇周辅劾治。中书以廷筠等所奏不当并劾之。廷筠惧，自缢死。逢辞连右羽林大将军、秀州团练使世居、医官刘育等。诏捕系御史台狱，令范百禄、徐禧杂治，差官即世居及育家索图识简牍。狱具，世居赐死，逢、育及河中府观察推官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