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宗天圣四年，有司言，敕增至六千馀条，请命官删定。从之。
建隆初，《编敕》四卷，才百有六条。太平兴国中，增至十五卷，淳化中，倍之。咸平中，增至万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条，芟其繁乱，定其可为《敕》者二百八十有六条，总十一卷。又别为《仪制令》一卷。当时便其简易。大中祥符七年，又增三十卷，千三百七十四条。又有《景德农田敕》五卷，与《敕》兼行。至是後增至六千馀条，命官删定。帝谓辅臣曰：“或谓先朝诏令不轻易改，信乎？”王曾曰：“此憸人惑上之言也。咸平中删太宗朝诏令，十有一二，盖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，何为不可！”帝然之。於是下诏中外，使得言《敕》之得失。时以《唐令》有与本朝事异者，亦命官脩定。有司乃取《咸平仪制令》及制度约束之，在《敕》者五百馀条，悉附《令》後，号曰《附令敕》。七年，《令》成，颁之。是岁《编敕》成，合《农田敕》为一书，视《祥符敕》损百有馀条。其丽於法者，大辟之属十有七，流之属三十有四，徒之属百有六，杖之属二百五十八，笞之属七十有六。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，大辟而下奏听旨者七十有一。凡此，皆在律令外者也。诏下诸路阅视，听言其未便者。既而又诏须一年无改易，然後镂版。至明道元年，乃颁焉。
刑部侍郎燕肃奏：“唐贞观四年断死罪二十九，开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。今天下生齿未加於唐，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，视唐几至百倍，盖以奏谳之法废，失朝廷钦恤之意。”（详见《详谳门》）。
三年，陕西旱灾，因诏：“民持杖劫人仓库，非伤主者减死，剌隶他州，非首谋者又减一等。”且谕长吏密以诏书从事。自是诸路灾伤即降不下司敕，而民饥盗取榖食多蒙矜减，赖以全活。
知谏院司马光言：“臣窃闻降敕下京东、京西灾伤州军，如人户委是家贫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，未知虚的；若果如此，深为不便。臣闻《周礼》荒政十有二，散利、薄征、缓刑、弛力、舍禁、去几，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於民，独於盗贼，愈更严急。所以然者，盖以饥馑之岁，盗贼必多，残害良民，不可不除也。顷年尝见州县官吏，有不知治体，务为小仁者，或遇凶年有劫盗斛斗者，小加宽纵，则盗贼公行，更相劫夺，乡村大扰，不免广有收捕，重加刑辟，或死或流，然後稍定。今若朝廷明降敕文，豫言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，是劝民为盗也。百姓乏食，官中当轻徭薄赋，开仓赈贷，以救其死，不当使之自相劫夺也。今岁府界、京东、京西水灾极多，严刑峻法以除盗贼，犹恐春冬之交，饥民啸聚，不可禁御，又况降敕以劝之。臣恐国家始於宽仁，而终於酷暴，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。”
六年，集贤校理聂冠卿请罢覆杖、笞，而徒以上虽不系狱，皆附奏。从之。
先是，天下旬奏狱状，虽杖、笞皆申覆，而徒、流罪系不以闻。又自定折杖之法，杖之长短广狭，皆有尺度，而轻重无准，官吏得以任情。至是，有司以为言，诏毋过十五两。是岁，改强盗法。不持杖，不得财，徒二年；得财为钱万及伤人者，死。持杖而不得财，流三千里；得财为钱五千者，死；伤人者，殊死。不持杖得财为钱六千，若持杖罪不至死者，仍剌隶千里外牢城。又诏：“告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，及十人者予钱十万。”既而有司言：“窃盗不用威力，得财为钱五千，即剌为军兵，反重於强盗，请窃盗罪亦第减之，至十千剌为兵。”诏可。
又诏：“京城持杖窃盗，得财为钱四千亦剌为兵。”自是盗法惟京城加重，馀视旧益宽矣。又诏：“如闻荆湖杀人祭鬼，自今首谋若加功者，凌迟、斩；募告者，悉畀犯人家资；捕杀者，重其赏。”
先时江、淮捕盗官奏覆，劫盗六人皆凌迟，朝廷以非有司所得专，因诏：“获劫盗，虽情巨蠹，毋得擅凌迟。”凌迟者，先断斫其支体，次绝其吭，国朝之极法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