帝即位，卫展为廷尉，上言：“古者肉刑，事经前圣，汉文除之，增加大辟。今人户彫荒，百不遗一，而刑法峻重，非句践养胎之议。愚谓宜复古施行，以隆太平之化。”诏内外通议。
王导、贺循等议：“今盗者窃人之财，淫者奸人之色，亡者避叛之役，皆无杀害也，刖之以刑。刑之则止，而加之斩戮，戮过其罪，死不可生，纵虐於此，岁以巨计。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，而况行之於政乎！或者乃曰，死犹不惩，而况於刑？然甿者冥也，其至愚矣，虽加斩戮，忽为灰土，死事日往，生欲日存，未以为改。若刑诸市朝，朝夕鉴戒，刑者诫为恶之永痛，恶者睹残刖之长废，故足惧也。然後知先王之轻刑以御物，明诫以惩愚，其理远矣。”尚书令刁协等议，以：“今中兴祚崇，大命惟新，诚宜设肉刑，宽法以育人。然惧群小愚弊，习玩所见而忽异闻，或未能咸服。愚谓行刖之时，先明申法令，乐刑者刖，甘死者杀，则心服矣。古典刑不上大夫，今士人有犯者，谓宜如旧，不在刑例，则进退惟允。”尚书周顗等议，以为：“复肉刑以代死，诚是圣王之至德，哀矜之弘覆。然窃以为刑罚轻重，随时而作。时人少死而易威，则从轻而宽之；时人多罪而难威，则宜死刑而济之。肉刑平代所应立，非救弊之宜也。方今圣化草创，人有馀奸，习恶之徒，为非未已，截头绞颈，尚不刑禁，而乃更断足劓鼻，轻其刑罚，使欲为恶者轻犯官刑，蹈罪更众，是为轻其刑诱其人於罪，残其身以加楚毒也。昔之畏死刑以为善人者，今皆犯轻刑而残其身，畏重之常人，反为犯轻而致困，此皆何异断刖常人以为恩仁也！恐受刑者转广，而为非者日多，踊贵屦贱，有鼻者醜也。徒有轻刑之名，而实开长恶之源。不如杀以止杀，重以全轻，权小停之。须圣化渐著，兆庶易感之日，徐施行也。”议奏，元帝犹欲从展所上，大将军王敦以为：“百姓习俗日久，忽复肉刑，必骇远近。且逆寇未殄，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。”於是乃止。
大兴四年，著作佐郎郭璞以帝用刑过差，上疏，以为：“阴阳错缪，皆烦刑所致。赦不欲数，然子产知铸刑书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，须以救弊也，今之宜赦，理亦如之。”
庾翼言：“大较江东之政，以妪煦豪强，常为民蠹，时有行法，辄施之寒劣。”按史称元帝好刑名，郭璞复有繁刑之谏。《璞传》载全疏数百言，然指陈实事，不过言建兴四年督运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上流，以为冤酷之异。盖自江左中兴以来，姑息立国，北征大事，以乏兴杀一督运，未为过也。而当时冤之，史氏书之，以为淫刑。嗣是之後，习为宽弛。刘隗、刁协、庾亮稍欲济以综核，而召变稔祸矣。
明帝太宁三年，复三族刑，惟不及妇人。
咸康之时，庾冰好为纠察，近於繁细，後益矫违，复从宽纵，疏密自由，律令无用矣。
石勒既称赵王，以世乱，律令烦多，命法曹令史贯志采集其要，作《辛亥制》五千文，施行十馀年，乃用律令。以理曹参军上党续咸为律学祭酒，咸用法详平，国人称之。
安帝元兴末，桓元辅政，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，以轻死刑，命百官议。
蔡廓上议，以为：“肉刑之设，肇自哲王。盖由曩代风淳，人多惇谨，图像既陈，则机心直戢，刑人在涂，则不逞改操，故能胜残去杀，化崇无为。季末浇伪，设网弥密，利巧之怀日滋，耻畏之情转寡。终身剧役，不足止奸，况乎黥劓，岂能反善？徒有酸惨之声，而无济俗之益。至於弃市之条，实非不赦之罪，事非手杀，考律同归，轻重均科，减降路塞，锺、陈以之抗言，元皇所为留。愍今英辟翼赞，道邈伊周，诚宜明慎用刑，爱人弘育，申哀矜以革滥，移大辟於支体，全性命之至重，恢繁息於将来。”而孔琳之议不同。时议多与琳之同，遂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