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初，有左、右飞龙二院，以左、右飞龙使各二人分掌之。时诸州监牧多废，国马无复孳息。
太祖始置养马二务，又兴葺旧马务四，以为放牧之地。分遣中使诣边州，岁市马，自是闲厩之马始备矣。
先是两河入虏界盗马，边吏籍数以闻，官给其直。上方镇抚，不容私掠，乃诏禁之，悉还所盗马，戎人悦服。
太宗太平兴国四年，诏市吏民马十七万匹，以备征讨。是岁，平太原，观兵於幽州，得汾、晋、燕、蓟之马四万二千馀匹，国马增多，内皂充牣，始分置诸州牧养之。
国子博士李觉上言，曰：“夫冀北燕代，马之所生，胡戎之所恃也。故制敌之用，实兵骑为急。议者以为欲国之多马，在乎〈口舀〉戎以利，使重译而至焉。然市马之费，岁益而厩牧之数不加者，盖失其生息之理也。且戎人畜牧转徙，旅逐水草，腾驹游牝，顺其物性，由是浸以蕃滋也。暨乎市易之马至於中国，则絷之维之，饲以枯槁，离析牝牡，制其生性，元黄虺隤，因而减耗宜然矣。又有不同中国之马，服习成性，食枯刍，处华厩，率以为常，故多生息而无耗失。古者田赋之法，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，兵车一乘，牛十二头。天子畿方千里，提封百万井。除山川、城池、邑居、苑囿，凡三十六万井不输赋外，六十四万井出戎马四万匹，兵车万乘，此赋马之数也。诸侯大者马四千匹，兵车千乘，故称千乘之国。卿大夫者马四百匹，兵车百乘，故称百乘之家。则天下之广，诸侯之众，戎马之赋多矣。是以唐尧暨晋，皆处河北，而北虏不能为患，由马之多也。此并取於田赋，不闻市马於戎也。洎秦坏井田，汉兴阡陌，兵车不取田赋，戎马悉从官给，是以匈奴历年为患，由马之少也。故晁错说文帝劝农功，令民有车骑、马一匹者复卒三人，谓免三人甲卒之赋也。至武帝七十年间，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，此则马皆生於中国，不闻市之於戎也。今军伍中牝马甚多，而孳息之数尤鲜者，何也？皆云官给秣饲之费不充，又马多产则羸弱，驹能食则侵其刍粟，马母愈瘠，养马之卒有罪无利，是以驹子生，乃驱令嗅灰而死。其後官司知有此蠹，於是议及养驹之卒，量给赏缗，其如所赐无几，而尚习前弊。今窃揣量国家所市戎马，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，往来资给赐与，复在数外，是贵市於外夷，而贱弃於中国，非理之得也。国家纵未暇别择之牝马，以分畜牧，宜且减市马之半直，赐畜驹之将卒，增为月给，俟其纳马则止焉。则是货不出国，而马有滋也。大率牝马二万，而驹收其半，亦可岁获万匹。况复牝以生牝，驹以生驹，十数年间，马必倍矣。昔猗顿，穷士也，陶朱公教以畜五牸。乃適西河，大畜牛羊於猗顿之南，十年之间，其息无算。况以天下之马而生息乎？”上览奏，嘉之。
淳化二年，通利军上《十牧草地图》。上虑畜牧之地，多侵民田，乃遣中使检视，画其疆界。又从内侍赵守伦之请，於诸州牧龙坊畜牝马万五千匹，逐水草放牧，不费刍秣，所生驹子，可资用，自是诸牧马颇蕃息。
真宗咸平元年，别置佑马司，掌戎人驱马至京师，辨其良驽，平直以市，分给诸监牧养。
三年，置制置群牧使。以内臣勾当制置群牧司，京朝官为判官。
景德二年，改诸州牧龙坊悉为监，赐名，铸印以给之。四年，以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群牧制置使，又置群牧使、副、都监，增判官为二员。凡厩牧之政，皆出於群牧司，自骐骥院而下，皆听命焉。其二院所管坊监仍旧。诸州有牧监，知通判兼领之，诸监各置勾当官二人。又有左、右厢提点，并以三班为之。其修创规制，纤悉备具。其後又诏左、右骐骥院诸坊、监监官，自今并以三年为满，如习知马事欲留者，群牧司保荐以闻，当徙莅他监。
议者言罢兵之後，颇以国马烦耗，岁费缣缯，虽市得尤众，而损失亦多。尧叟谓群牧之设，国家巨防。今愚浅之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