後汉光武造战车，可驾数牛，上作楼橹，置於塞上以拒匈奴。
灵帝时，阳璇为零陵守，制车数十乘以御贼。
《魏武帝新书》：攻车七十五人，守车一队，共二十五人。田豫与虏战，亦用车而战。
晋马隆击鲜卑，树机能以众数万据险拒之，隆以山狭隘，乃作扁箱车，地广则为鹿角车营，路狭则为木屋施於车上，转战而前，行千馀里，杀伤甚众，遂平凉州。刘裕伐南燕，以车四千乘为左右翼，方轨徐进，与燕兵战於临朐，败之。裕伐秦，假道於魏，魏遣军徼之。裕遣白直队主丁旿帅仗士七百人、车百乘，渡北岸，去水百馀步，为却月阵，两端抱河，车置七仗士，事毕，使竖一白旄。魏人不解其意，皆未动。裕先命宁朔将军朱超石戒严。白旄既举，超石率二千人驰往赴之，赍大弩百张，一车益二十人，设彭排於辕上。魏人围之，超石以大鎚及槊千馀张御之。魏师奔溃。
魏太武真君四年，北征柔然，骑十万、车十五万两，旌旗千里，遂度大漠。柔然怖畏，不复敢南向。
隋遣诸将与突厥战，皆戎车，步骑相参，与鹿角为方陈。
唐高宗调露元年，突厥阿史德温传反，以裴行俭为定襄大总管，统兵讨之。先时，馈粮数为虏钞，军馁死。行俭乃诈为粮车三百乘，伏壮士五辈，赍陌刀、劲弩，以羸兵挽进，又伏精兵冲其後。虏果掠车，羸兵走险，贼驱就水草，解鞍牧马。方取粮车中，而壮士突出，伏兵至，杀获几尽。自是粮车无敢近者。
元宗时，哥舒翰节度陇右，造战车，蒙以狻猊。
肃宗至德初，李光弼守太原，史思明来攻，光弼彻民屋为櫑石车。车二百人挽之，石所及辄数十人，贼死，伤十二。房琯将兵复两京，至便桥、陈涛斜，琯效春秋时战法，以牛车二千乘、马步夹之。既战，贼乘风譟，牛悉髀栗，贼纵火焚之，人畜大乱，官军死伤者四万人。马燧为河东节度使，为战车，冒以狻猊象，列戟於後，行以载兵，止则为阵，遇险则制冲冒。讨田悦，推火车焚其将杨朝光栅，进击，大破之。
宋真宗咸平四年，吴淑请复古车战之法，曰：“卫青、李陵、刘裕、马隆皆以车而胜。近符彦卿破虏阳城，亦拒马为行寨。夫匈奴所长者骑兵也，苟非连车以制之，则何以御其奔突哉？故用车战为便。其制，取常用车，接其冲轭，驾以牛，车上置枪，以刃外向。列士卒於车外，贼至射之，乃出骑兵击之，此制虏要术也。战之用车，一阵之铠甲也，故可以行止为营阵，贼至则敛兵附车以拒之，贼退则乘胜出兵以击之，出则藉此为所居之地，入则以此为所居之宅，故人心有依据，不惧胡骑之陵突也。”景德初，契丹入寇，大将李德隆以澶渊不足守，命士卒掘濠堑，以大车数十乘重垒环之，步骑处中，戎马数万来攻其营，御之，遁去。
仁宗至和二年，韩琦言：“郭固就民车约古制为兵车，临阵御敌，缓急易集。其车前锐後方，上置七枪，为前後二拒，此马燧战车，行载兵甲，止为营阵也。又以民车之箱，增为重箱，高四尺四寸，用革輓之，吴起所谓‘革兵掩户，輓轮笼毂’是也。臣以为可用於平川之地，临阵以折奔冲，下营以为寨脚。今令固自赍车式进呈”。试之，以固为卫尉寺丞。
范仲淹上《议攻》云：延安之西，庆州之东，有贼界百馀里侵入汉地。唐马燧造战车，行载兵甲，止为营阵。此路山坡大车难进，当用小车二千两。银绢钱二十万，赏有功将吏。
神宗时，以北虏将入寇，遣中贵人取两河民车为备，民大惊扰。上问沈括曰：“卿知籍车之事乎？”括曰：“车战之利，见於历世。但古人所谓轻车者兵车也。今之民车重大，以牛挽之，日不能行三十里，少蒙雨雪，跬步不进，故俗谓之太平车，恐兵间不可用耳。”上喜曰：“无人如此语朕。”遂罢籍车之令。
徽宗时，泾原邢恕建兵车之议，下令创造，买牛以驾，凡数十乘。已而蔡硕又请河北置五十将兵器，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