右东坡所奏，元不曾施行。然疏中所言，可以知当时北边军政之弛。中天之祸，有由来矣。所言禁军，大率贫窘；将校不肃，敛掠乞取，坐放债负，习以成风，则知当时虽所募长征之兵，衣食仰给於县官者，犹不能不为将校所渔猎，况籍民之有田亩者以为保甲，贪官污吏，宁无诛求乎？
绍圣初，枢密院建言：“往时军士犯法，诏许将官一面决遣，以故事无留滞。自州县官预军事以来，动多牵制，不得自在。今後欲仍旧法，及诸军除转排补并隶将司，州县毋得辄有所预。其非屯驻所在，当俟将副巡历决之，馀委训练官行焉。”诏从之。至是州县拱手听其所为，兵将愈骄，无复可用矣。
元符二年，御史中丞章惇奏乞教习保甲月分，差官按试。曾布言：“保甲固当教习，然陕西、河东连年进筑城寨，调发未已，河北连被水灾，流民未复，以此未可督责训练。熙宁中教保甲，臣在司农，正当此职事。是时司农官亲任其事，督责检察极精密，县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装之类非理骚扰者，亦皆冲替，故人莫敢不奉法。其後乃令上番。”至十一月，蔡卞劝上复行畿内保甲教阅法，帝屡以督曾布。是日，布进呈畿内保丁总二十六万，熙宁中教事艺者凡七万，因言：“此事固当讲求，然废罢巳十五年，一旦复行，与事初无异，当以渐推行，则人不至惊扰。若便以元丰成法一切举行，当时保甲存者无几，以未教习之人，便令上番及集教，则人情汹汹，未易安也。熙宁中，施行，亦有渐。容臣讲求施行次第。”退以语卞，卞殊以为不快。
按王介甫尝言，终始言新法便者曾布也。若保甲之事，则其时布判司农寺，条画多出其建请，然绍圣之时，布独不欲复行，何也？盖其事繁扰，奉行不得其人，则徒足以困百姓，而实无益於军实。彼章惇、蔡卞之徒，但欲假绍述之说以遂其私，略不顾生民之休戚，布在当时，视群小犹为彼善於此者欤。徽宗崇宁四年，枢密院言：“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阅，又二百三十馀牒遮枢密张康国马首诉焉。”乃诏京畿、三路保甲并於农隙时教阅，其月教指挥勿行。
政和时，诸路团成保甲六十一万馀人。
十月，尚书省言：“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，小则惊动乡邑，大则公为劫盗。累降指挥，许其首身，或令投换，终未革绝。神宗皇帝以将不知兵，兵不知将，故分兵隶将。统兵官司，凡兵之事，无所不总，则逃亡走死，岂得不任其责？今见行敕令，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，致兵将不加存恤，劳役其身，至於逃避，而任职之人，略不加罪。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，将副人员坐视故纵而不问，且军中有长行节级人员、将校，什长相统，同营相依，上下相制，岂得至其逋亡，漫不省察？况招军既立赏格，则逃走安可无禁？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。”并从之。
七月，洪中孚为熙河兰湟路转运使。先是枢密院创招崇威、宁锐两军（三年十月二日），中孚自河东入觐，帝问新兵教阅就绪否。中孚曰：“教阅，易事也。臣不知艺祖取天下之兵与神考所分将兵曾无减损，若未尝减损，似不须增，盖兵贵简练不贵多。今遽增二军，所费至广。臣不知献议者於经费之外别有措置，或只仰给朝廷也。”帝愕然曰：“初议增兵，未尝议费，可即罢去。”中孚曰：“惰游之卒，不复安於南亩。今一旦罢遣，强者聚而为盗，弱者转徙，则重为朝廷忧。不若使填诸营阙；无阙，听於额外收管，不一二年尽矣。”帝称善。
政和二年，广西都钤司奏：“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馀人，事故逃亡，於湖南北、江东西寄招，缘诸路以非本职，多不用心。今兵阙六分，乞本路、邻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，取问犯人，除配沙门岛、广南远恶并犯强盗凶恶、杀人放火、事干化外并依法外，馀并免决刺填。”从之。宣和三年，知婺州扬应试言：“诸郡屯戍，当隶守臣。兵民之任一，然後号令不二。不然，将骄卒横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