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林叶氏《燕语》：“元昊初，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，首言关中苦〈食鬼〉饷，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。议者争言不可，以为虏初伏，情伪难测，未可遽弛备。独公知元昊已困，必不能遽败盟，卒徒二十万人。後为枢密使，复言天下兵太冗，多不可用，请汰其罢老者。时论纷然，尤以为必生变，仁宗以为疑。公曰“倘有一夫之呼，臣请以百口当之。”帝从其言，遂汰八万人。
嘉祐二年，复定招军等杖。自上四军至“武肃”、“忠靖”皆五尺已上。差以寸坊而视其奉钱之数。奉钱一千者以五尺八寸、七寸三分、七寸为三等，奉钱七百者降杀有差。唯“武严”、御营喝探以艺精者充，诸军执杖者不设等杖。其支军食，粮料院先进样，三司定仓敖界分，而以年月次之。国初，诸庾分给诸营，营在国城西，多给粮於城东，若南北亦然。相距有四十里者，盖恐士卒习堕，使知负担之勤。久之，有司乃取受输年月界分，以军次高下给之。凡三岁大祀，有赐赉，有优赐。每岁寒食、端午、冬至有特支，特支有大小之差。亦有非时给者。戍边，季加给银、鞋。邠、宁、环、庆缘边艰於爨汲者，两月则给薪水钱，苦寒或赐絮襦袴。役兵劳苦，季给钱。戍岭南者，增月奉。自川、广戍还者，别予装钱。川、广递补卒或给时服、钱、屦。屯兵州军，官赐钱宴犒将校，谓之旬设，旧止待屯泊禁军，其後及於本城。天圣七年，法自裁定诸军衣装，骑兵春、冬衣各七事，步兵春衣七事，冬衣六事，质卖者重寘之法。
三司使程琳上疏，论：“兵在精不在众。河北、陕西军储数匮，而招募不已，且住营一兵之费，可给屯驻三兵，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。矣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，其赋入支十之三；陕西岁费千五百万，其赋入支十之五。自馀悉仰给京师。自咸平逮今，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。计骑兵一指挥所给，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，步兵所给，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，他给赐不预。合新旧兵所费，不啻千万缗。天地生财有限，而用无纪极，此国用所以日屈也。今同、华沿河州军，积粟至於红腐而不用；沿边入中粟，价常踊贵而未尝足。诚愿罢河北、陕西募往营兵，勿复增置，遇阙即选厢军精锐者补之，仍渐徙营内郡，以便粮饷。无事时番戍于边，缓急即调发使近。严戒封疆之臣，毋得侵轶生事，以觊恩赏，违令者重寘之法。如此，则疆场无事，而国用有馀矣。”帝嘉纳之。
嘉祐七年，宰相韩琦上言：“祖宗时以兵定天下，凡有征伐则募置，事已则省并，故兵日精而用不广。今二虏虽号通好，而西北屯边之兵，常若待敌之至，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。不於此时先虑而速救之，一旦边陲用兵，水旱相继，骇而图之，不可及也。又三路就粮之兵，虽勇劲服习，然边储贵踊，常苦难赡。若其数过多，复有尾大不掉之患。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，然漕於东南，广而易供设，其数多，乃得强榦弱枝之势也。祖宗时，就粮之兵不甚多，边陲有事，则以京师兵益之，其虑也深，而其费也鲜。愿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、陕西、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，约可赡京师及三路兵马几何，然後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。额足罢募，阙即增补。额外数已尽而营数畸零，则省并之。既见定额，则可以定某路马步一营以若干人为额。仍请覈开宝、至道、天禧、庆历中外兵马之数。盖开宝、至道之兵，太祖、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。天禧之兵，真宗所以守成备豫也。庆历之兵，乃西师後增置之数也。以祖宗所养之兵，视今数之多少，则精冗易判，裁制无疑矣。”於是诏中书、枢密院同议。枢密院掇祖宗已来兵数以闻。盖开宝之籍，总三十七万八千，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；至道之籍，总六十六万六千，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；天禧之籍，总九十一万二千，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；庆历之籍，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，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。视前募兵浸多，自是稍加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