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光君实与范镇景仁往反论锺律书‖君实书云：“蒙示房生尺法，云生尝得古本《汉书》云，度起於黄锺之长，以子榖秬黍中者，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度之九十分。黄锺之长，一为一分。今文误脱‘之起积一千二百黍’八字，故自前世以来，絫黍为尺，纵置之则太长，横置之则太短。今新尺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，则大其空径四釐六毫，是以乐声太高。又尝得开元中笛及方响，校太常乐下五律，教坊乐下三律，皆由儒者误以一黍为一分，其法非是，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实管中，随其短长断之，以为黄锺九寸之管九十分，其长一为一分，取三分以度空径，数合则律正矣。景仁比来盛称此论，以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，可以正积古之谬，袪一世之惑。光窃思之，有所未谕者凡数条，敢书布陈。若景仁教之。景仁曰：‘房生家有《汉书》，异於今本。’夫按絫黍求尺，其来久矣。生所得书，不知传於何世，而相承积谬，由古至今，更大儒甚众曾不寤也。又，其书既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何必更云‘一黍之起’，此四字者将安施设？刘子骏、班孟坚之书，不宜如此冗长也。且生欲以黍实中，乃求其长，何得谓之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？孔子称‘必也正名乎’，必若所云，则为新尺一丈二尺，得无求合其术而更戾乎？景仁曰：‘度、量、权衡皆生於律者也。’今先絫黍为尺，而後制律，返生於度与黍，无乃非古人之意乎！光谓不然。夫所谓律者，果何如哉！乡使古之律存，则龡其声而知声，度其长而知度，审其容而知量，校其轻重而知权衡。今古律已亡矣，非黍无以见度，非度无以见律。律不生於度与黍，将何从生邪；夫度、量，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。古人所谓制四器者以相参校。以为三者虽亡，苟其一存，则三者从何推也。”又谓：“後世器或坏亡，故载之於书，形之於物。夫黍者自然之物，有常不变者也，故於此寓法焉。今四器皆亡，不取於黍，将安取之？凡物之度其长短则谓之度，量其多少则谓之量，称其轻重则谓之权衡。然量有虚实，衡有低昂，皆易差而难精等之，不若因度求律之为审也。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为黄锺之律，是则律生於量也，量与度皆非律也，舍彼用此，将何择焉？景仁曰：‘古律法空径三分，围九分。今新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，此四釐六毫者何从出邪？’光谓不然。夫径三分围九分者，数家言其大要耳。若以密率言之，径七分者，围二六有二分也。古之为数者，患其空积微之太烦，则上下辈之所为三分者，举成数而言耳。四釐六毫不及半分，故弃之也。又律管至小，而黍粒体圆，其中岂无负戴死空之处？而欲责其丝忽不差邪！景仁曰：‘生一千二百黍积实於管中以为九寸，取其三分以为空径，此自然之符也。’光按：量法，方尺之量所受一斛，此用絫黍之法校之则合矣。若从生言，度法变矣，而量法自如，则一斛之物，岂能满方尺之量乎！景仁曰：‘量权衡皆以一千二百黍为法，何得度法独用一黍？’光按：黄锺所生凡有五法：一曰备数；二曰和声；三曰审度；四曰嘉量；五曰权衡。量与衡据其容与其重，非千二百不可。至於度法，止於一黍为分，无用其馀。若数与声，则无所事黍矣，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为之定率也！景仁曰：‘生云今乐太高。’太常黄锺適当古之中吕，不知生所谓中吕者果后夔之中吕邪，开元之中吕邪！若开元之中吕，则安知今之太高，非昔之太下邪！笛与方响，里巷之乐，庸工所为，岂能尽得律吕之正？今欲取以为法，考定雅乐，不亦难乎！此皆光之所大惑也。”景仁复书曰：“一君实曰，《汉书》传於世久矣，更大儒甚众庶之家，安得善本而有之？是必谬为脱文以欺於镇也。是大不然，镇岂可欺哉！亦以义理而求之也。《春秋》夏五之阙文，《礼记》、《玉藻》之脱简，後人岂知其阙文与脱简哉？亦以义理而知之也。犹镇之知庶也，岂可逆谓其欺而置其理义哉！又云：‘一黍之起，刘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