虞舜辑五瑞，既月，乃曰觐四岳群牧，班瑞于群后（辑，敛。瑞，信也。公执桓圭，侯执信圭，伯执躬圭，子执榖璧，男执蒲璧，五等，诸侯执之，以合符於天子而验其信否也。《周礼》：“天子执冒，四寸，以朝诸侯。”郑氏注云：名玉以冒，以德复冒天下也。诸侯始受命，天子锡以圭，圭头斜锐，其冒下斜，刻小大、长短、广狭如之。诸侯来朝，天子以刻处冒其圭头，有不同者，即辨其伪也。既月尽此月。日觐，日日见也。既见之後，审之非伪，则又班还其瑞，以与天下正始也。）
程氏《演繁露》曰：“《尚书大传》曰：‘古者圭必有冒，故瑁圭者，天子与诸侯为瑞。诸侯执所受圭以朝天子，无过者复得以给，使之归国；有过者，留其圭三年（已上《御览》八百六）’。按《大传》此言必有所本。《舜典》之谓‘辑五瑞’者，即此之执圭而朝者也。辑者，敛之而上乎天子也。又谓‘班瑞于群后’者，即此之复与其圭以归者也。第其‘有过，留之三年’者，不见所出。然《大传》此言极有理也。《舜典》下文‘东巡岱宗而贽五玉，以朝’者，即与在朝而‘辑五瑞’者同理也。《正义》曰：‘五瑞本受之尧，敛而还之，谓如舜新以付改为舜臣，与之正新君之始。’此亦有理。然以上下文推之，则不通矣。四岳巡狩，皆尝敛玉而复授之矣，至五器之敛复，即是辑班之异名矣。今独於正月在都所班者为舜赐，则巡狩之所。如所复在已受新赐之後，何用再班也邪？以此知《大传》所言有理，盖分还、留两端以为赏罚也者，其说有理也。”
按：天子之所佩曰玺，臣下之所佩曰印。无玺书，则九重之号令不能达之於四海；无印章，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於所属。此後世之事也，三代以前则未之闻。上之所以示信於下者，惟圭璧与符节而巳。封建则有圭璧。诸侯朝於天子，则执其所受之圭以合焉，所谓“天子执冒，四寸，以朝诸侯，公执桓圭，侯执信圭、伯执躬圭，子执榖璧，男执蒲璧”是也。徵召则有符节。掌节所谓“掌守邦节而辨其用”，典瑞所谓“珍圭以徵守，以恤凶荒，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”是也。二者皆重器，故俱以玉为之。古者人朴俗淳，故虽有圭璧符节，而其用甚简，必大朝会、大徵发则以之示信。後世巧诈日滋，而防制益密，故玺书印章之用甚烦，而犹惧其不足以防奸，庄周所谓“焚符破玺，而民朴鄙”，盖有激也。然则圭璧盖符节玺印之类，世徒见绘礼图者绘天子、诸侯被冕服，执圭璧，遂以镇圭、桓圭以下为服饰之具；又见《尚书》有五玉、三帛、二生、一死贽之说，遂以圭璧为贽见之物。然皆非也。《舜典》“辑五瑞”之下，继之以班瑞修五礼；五玉之下，继以如五器卒乃复。盖索之以别其伪，而复还之耳。《春官·大宗伯》以玉作六瑞，以等邦国，则自王执镇圭，至男执蒲璧；以禽作六挚，以等诸臣，则自孤执皮帛，以至工商执鸡。六瑞在先，六挚在後，明圭璧非贽献之物也。故今叙符节玺印，而以圭璧先之。
《虞书》言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。孔注：五器，即五玉，五等诸侯所执也。三帛，诸侯世子执纁，公之孤执元，附庸之君执黄。二生，卿执羔，大夫执雁。一死，士执雉。五器，终则还之；三帛、生死则否。然则岂诸侯、世子以下则受其物，而於五等诸侯反无所受乎？按《周礼·小行人》：成六，瑞王用镇圭，公用桓圭，侯用信圭，伯用躬圭，子用榖璧，男用蒲璧。合六币，圭以马，璋以皮，璧以帛，琮以锦，琥以绣，璜以黼。此六物者以和诸侯之好。康王之诰，诸侯入应门，皆布乘黄朱，宾称奉圭兼币，盖诸侯之朝天子，有圭璧以为信、有马币以为贽，并陈於庭。圭璧则合而还之，马币则受之。至於诸侯世子以下则无圭璧，直以三帛、二生、一死效贽而巳。无璧则不言复矣，然则圭璧盖似贽而非也。《聘礼》云：以圭璋聘，重礼也。巳聘而还圭璋，此轻财而重礼之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