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氏曰，自汉以来，宗庙之礼不合古制者，其失有二：混禘祫为一事，一失也；轻宗庙而重原庙，二失也。其一曰，禘、祫之礼不同，王者既立始祖之庙，又推始所自出之帝，而以始祖配之，所谓禘也。合群庙之主于始祖之庙，而设殷祭，所谓祫也。先儒皆知祫为殷祭矣，而又兼以禘为殷祭，其说何从始乎？盖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勋劳，赐以郊禘，重祭圣人，已叹其非礼。然鲁之有禘，特祭于周公之庙，崦上及于文王，以文王者，周公之所出也。其后闵公二年，僭用禘礼合先祖，叙昭卑劣穆，用致夫人于庙，而禘礼始与祫混淆而无别。《春秋》常事不书，特书闵公、僖公两禘者，记失礼之始也。文公二年，大事于太庙，跻僖公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“大事者何？大祫也。”谓大合毁庙、未毁庙之主于太祖之庙而祭之也。天子有祫，诸侯亦有祫，于文公乎何讥？讥其逆祀，跻僖公也。郑康成乃谓禘、祫皆为鲁礼。夫谓祫为鲁礼，可也，鲁之有禘，行于周公之庙已非礼矣。况僭而行之于庄公之宫，又禘于太庙，以致妾母，可以谓之礼乎？禘，宗庙之大祭也。故惟禘礼为盛。观《明堂位》之言可见。闵、僖窃禘之盛礼，以侈一时之美观，犹周公庙有八佾，其后窃而用之于季氏之庭，此圣人之所深恶也。况三年丧毕而吉祭，此祫礼也，闵公丧未毕，窃禘之盛礼，以行吉祭。合先祖，叙昭穆，此祫礼也，僖公窃禘之盛礼，以致夫人。禘、祫之混，自此始也。郑氏不能推本寻源，以辩禘、祫二礼之异，正闵、僖僭禘之罪，以明《春秋》之意，反取《春秋》之所深讥者，以明先王禘、祫之正礼。又妄称禘、祫皆为殷祭，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，二礼常相因并行，且多为说以文之。按郑注《王制》及《春官‖大宗伯‖诗‖殷颂》，皆为鲁礼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，明年春禘于群庙，自尔以后五年而再殷祭，一祫一禘。愚始读郑氏三注，意其必有昭然可据之实，及考其所自来，则曰一祫一禘之说出于《春秋》鲁礼及纬书。夫溺于纬书之伪，而不悟其非，此郑氏之蔽惑，不足责也。谓出于《春秋》鲁礼者，并无事实可证，乃悟以僖公之禘、文公之祫二事，穿凿傅会，以文致其说而已。夫禘、祫二礼，其源各异，本不相因。僖公之禘未尝因乎祫，文公之祫未尝关乎禘也。今其说曰，文公二年既有祫，则僖公二年亦必有祫；僖公八年既有禘，则文公八年亦必有禘。事之本无，既牵合影射以为有，盖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祫，文公之祫为证矣，又地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，谓僖、宣八年皆有禘，放于《春秋》。宣公八年有事于在庙，未尝有禘文，乃郑氏驾虚词以多其证。此其妄二也。文二年《公羊传》云“五年而再殷祭。”所谓五年再殷祭者。谓三年一祫，五年再祫。犹天道三年一闰，五年再闰也。郑氏乃引之以为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之证。此莽莽其妄三也。二年至八年，相去凡七年，与五年再殷祭之数不合也，则为之说曰鲁礼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，明年春禘于君庙，自尔以后五年而再殷祭。夫谓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可也，明年春禘于群庙，何所据而为是说乎？强添此事于五年再殷祭之前，直欲以掩五年、七年不合之数尔。后之儒者知其不可，则为之说曰丧毕之祫，祫之本，明年之禘，禘之本。此其为说若巧矣，惜乎！其似是而实非也。此其妄四也。且后世之所以信郑氏者，以其所据者《春秋》也。而郑氏所据者，乃是以无为有，驾虚为实，取闵、僖僭窃之礼，以明先五禘、祫之正礼。既三注其说于经，又以此说推演为《禘祫志》，注疏盈溢，文不胜繁，故观者莫辩，诸儒靡然而从之，是皆求其说于郑注之中，未尝以经而考注之真伪也。王肃最为不信郑氏，亦也禘为五年殷祭之名，不亦误乎。自郑氏之说立，混禘于祫，而禘之礼遂亡；混祫于禘，而祫之礼亦紊。夫礼不王不禘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见于《大传》，见于《小记》，见于《丧服》、《子夏传》，非不甚明。《祭法》首述虞、夏、殷、周四代已行之礼，又信而有证，固有国家者所当讲明而举行也。自汉以来，世之儒者，皆置之而不论，其故何哉？盖后之文禘者，皆求其说于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之中，而不求之于禘其祖之所自出。皆由汉儒混禘于祫，而遂至于不知有禘，此禘礼之所由亡也，可不惜哉！汉儒既以禘、祫皆为鲁礼，又以禘、祫同为殷祭，于禘、祫之本原已失之矣。又欲寻流逐末，欲辩禘、祫之名所以不同，是故马融谓禘大祫小（禘，三年大禘及郊宗祏。祫，岁祫及坛墠）。郑玄谓祫大禘小（祫，毁主、未毁主合于太祖。禘，叭毁主合食，未毁则名祭于其庙）。贾逵、刘歆谓一祭二名。纷纷异同得失不能相远，最是郑氏多为之说，附经而行，其汩经为尤甚。于是祫礼为禘所混，历代所行，众说纷错，岁月先后，拘牵缠绕，而祫礼亦不得其正，是祫之礼，亦从此而紊矣。故曰混禘、祫为一事，其失一也（轻宗庙重原庙说，见《宗庙门》）。
又曰：愚按郑氏注《王制》、《春官·大宗伯》及《诗·殷颂》，皆云鲁礼三年丧毕而祫於太祖，明年春禘於群庙，及注《鬯人》“庙用修”，又云始禘自馈食始。信如是言，则丧毕而有祫，祫之前又有禘，自馈食始也。以丧礼考之，大祥、禫皆有此祭，犹是丧祭也。丧毕则有吉祭，未闻丧毕既有吉祭之祫，祫前又有吉祭之禘也。自郑氏注有此说，魏卞后、唐睿宗之丧，皆禫後有禘，丧毕有祫，明年春有禘。国朝治平二年，同知太常礼院吕夏卿亦建此议，谓之小禘。後之儒者，意在尊信圣经，不知经无其文，乃郑氏说也。若如疏家谓郑氏用《榖梁》“练而坏庙”之说，尔时木主新入庙，禘祭之，此尤非也。禘，吉祭也，练而迁庙之时遽行吉祭，尤无是理。
案：禘、祫之制，礼经无明文，而汉儒之释经者，各以意言之，其说莫详於郑氏。而其支离，亦莫甚於郑氏。故先儒皆不以为然，如赵氏、林氏、杨氏之言，辨说析详明，己无馀蕴。然其所诋訾者，大概有四：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，一也；混禘、祫为一事，二也；以禘为丧服即吉之祭，三也；以禘为时祭，四也。夫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，经无其文。盖纬书之说。若混禘、祫为一事，则郑氏据鲁之僭礼，妄作而以为周礼，先儒言之详矣。至於以禘为丧服即吉後之祭为非，则愚以为《王制》言三年之丧不祭，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。然则丧服未除，宗庙诸祭尽废，非特禘、祫也。《左传》言“祔而作主，特祀於主。烝尝禘於庙。”然则丧服既除，宗庙诸祭尽举，亦非特禘、祫也。以是观之，则郑注所谓鲁礼三年丧毕而祫於太祖，明年春禘於群庙，恐只是泛指丧毕则可以吉祭而言，未见其即以祫、禘为丧毕之祭也。如丧毕之祭，则礼谓之祔。然左氏所谓“特祀於主”者，先儒注释以为祀新主於寝，则不及群庙也。《仪礼·士虞礼》载祔祭祝文曰：“孝子某，孝显相，夙兴夜处，小心畏忌，不惰其身，不宁。用尹祭（脯曰尹祭）。嘉荐普淖，普荐溲酒。適尔皇祖某甫，以隮祔尔孙某甫，尚飨。”则祔亦有告祭於庙之礼。但《仪礼》所言乃士礼，若国家之礼，则禘、祫时飨之外，必别有一祔祭之礼，而经文无可考，至鲁则始以禘为祔，而礼之失自此始矣。先儒议康成之释禘、祫，病其据鲁之失礼以为周礼。然鲁自以禘为祔，祭而康成自谓三年丧毕，祫於太祖，则其意乃以祔为祫，本不以禘为祔，实未尝专以鲁为据也。盖祫者，合祭也。大祫，则以巳毁庙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。时祫，则以未毁昭穆庙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。至於祔，则亦是以新主合於旧主而祭之。然则以祫训祔祭，亦未为不可。而所谓明年春禘於群庙，则自是吉祭矣。故愚以为康成所谓三年丧毕祫於太祖，明年禘於群庙，本非据鲁礼而言，未可深訾也。特不当以《春秋》所书而遥推其禘、祫之年，则为无据而臆说耳。若禘之，又为时祭。则《王制》“天子祫祭，诸侯禘一犆一祫”之说，《左传》“烝尝禘於庙”之说，所载晋人言“寡君未禘祀”之说，皆指时祭而言，无缘皆妄。盖禘有二名，有大禘之禘，《大传》所谓“礼，不王不禘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而以祖配之，”《礼运》所谓“鲁之郊禘非礼也”是也。有时禘之禘，《祭义》所谓“春禘秋尝”，《王制》所谓“天子祫禘，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。赵伯循必以禘为非时祭之名，因不信郑氏而并诋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，其意盖谓禘只是大禘，无所谓时禘。然禘之名义，他不经见，惟《礼记》详言之耳。赵氏所言，亦是因”不王不禘“之说，”鲁郊禘非礼“之说，见得禘为天子之大祀，故不可以名时祭。然《大传》、《礼运》，《礼记》也；《王制》、《祭义》，亦《礼记》也。今所本者《大传》、《礼运》，所诋者《王制》、《祭法》，是据《礼记》以攻《礼记》也。至於”禘烝尝於庙“一语，虽《左氏》所言，然其所载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宫，二十五年禘於襄公，定公八年禘於僖公，襄公十六年晋人曰”寡君之未禘祀“，则皆当时之事，今赵氏皆以为左氏。见经中有禘於庄公一事，故於当时鲁国及他国之祭祀，皆妄以为禘，则其说尤不通矣。安有鲁国元无此祭，晋人元无此言，而凿空妄说乎？盖鲁伯禽尝受郊禘之赐，则鲁国後来所行之禘，其或为大禘，或为时禘，亦未可知也。至於左氏所谓”烝尝禘於庙“，晋人所谓”寡君未禘祀”，则时禘之通行於天子诸侯者，非止鲁国行之而已，恐难侪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