议既上，召对。上於榻後取文书一卷，曰：“此卿所奏庙议也，可细陈其说。”熹先以所论画为图本，贴说详尽，至是出以奏陈，久之，上再三称善，且曰：“僖祖自不当祧，高宗即位时不曾祧，寿皇即位亦不曾祧，太上即位亦又不曾祧，今日岂可容易？可於榻前撰数语，俟径批出施行。”熹方惩内批之弊，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议，上亦然。熹既退，即进拟诏意，以上意谕庙堂，则闻己毁四祖庙而迁之矣。
时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论为非，异议之徒惧其轧己，藉以求胜，事竟不行。熹时巳得罪，遗汝愚书曰：“相公以宗子入辅王室，而无故轻纳鄙人之妄议，毁拆祖宗之庙以快其私，其不祥亦甚矣。欲望神灵降歆，垂休锡羡，以永国祚於无穷，其可得乎！”时太庙殿已为十二室，故孝宗既升祔，而东室尚虚。熹以为非所以祝延寿康之意，深不然之，因自劾不堪言语侍从之选，乞追夺待制。章再上，诏次对之职除授已久，与庙议初不相关，不许。及光宗祔庙，遂复为九世十二室云。盖自昌陵祔庙，逾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，自是年冬，始而别建一殿以奉祧主於大殿之西隅，岁命礼官荐献焉。今谓四祖殿者是也。
按太祖东向之位，或以为僖祖当居之，或以为艺祖当居之，自熙宁以来，议者不一矣。盖自治平四年，英宗己祔庙，张安道等以为宜遵七世之制，合祧僖祖，诏从其说。熙宁初，王介甫当国，每事务欲纷更，遂主议以为僖祖宋之太祖，不当祧。而韩持国辈争之，以为太祖合属之昌陵。诸贤争之愈力，而介甫持之愈固，遂几至欲废艺祖配天之祀，以奉僖祖。盖其务排众议，好异遂非，与行新法等固无怪也。然愚尝考之张安道建随世祧迁之议，韩持国执艺祖当居东向之说，论则正矣。而揆之当时则未可。盖古之所谓天子七庙者，三昭、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，三昭、三穆则自父祖而上六世，太祖则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万世不祧迁者，本非第七世之祖也。今神宗之世而独祧僖祖，则顺、翼、宣、太（祖、宗共一世）、真、仁、英犹七世也，是将祧僖祖而以顺祖为太祖乎？不可也。僖、顺俱无功德，非商契、周稷之伦，今当时之议，其欲祧僖祖者，特以其己在七世之外，其不祧顺祖者，特欲以备天子七庙之数，然不知亲尽而祧者，昭穆也；万世不祧者，太祖也。今以三昭三穆言，则僖、顺皆已在祧迁之数，以万世不祧言，则二祖俱未足以当之，是姑以当祧之祖而权居太祖之位耳。若不以顺祖为太祖，则所谓七世者，乃四昭、三穆矣，非所谓三昭、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也。若必曰虚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、三穆，则当并僖、顺二祖而祧之。又否，则姑如唐人九庙之制，且未议祧迁，虽於礼经不合，而不害其近厚。今独祧僖祖，则顺祖隐然居太祖之位矣，此其未可一也。如艺祖之合居东向，为万世不祧之太祖，其说固不可易，然神宗之时，上距艺祖才四代五庙耳，若遽以为太祖，则僖、顺以下四帝皆合祧，而天子之庙下同於诸侯矣，此其未可者二也。诸贤之说，大概只以为不可近舍创业之艺祖，而远取追尊之僖祖，介甫务欲异众，则必欲以其所以尊艺祖者，尊僖祖，而於当时事体皆未尝审订。若以前二节者反复推之，则尊僖祖者固失矣，而遽尊艺祖者亦未为得也。至宁宗之初年，则不然矣，自艺祖创业以来已及八世十二庙，则僖、顺、翼、宣之当祧无可疑者，於此时奉艺祖正东向之位，为万世不祧之祖，更无拘碍，而董弅、王普等所言乃至当之论矣（二人议见《禘祫门》）。晦庵独以伊川曾是介甫之说，而犹欲力主僖祖之议，则几於胶柱鼓瑟而不適於时，党同伐异而不当於理，愚固未敢以为然也。
天子宗庙之制，见於经传甚明，历代诸儒因经传所载而推明之，其说亦甚备，然终不能依古制立庙者，其说有二：一则太祖之议难决，二则昭穆之位太拘。太祖之议难决，愚既详言之於前段者矣，若昭穆之位太拘，则请得而备言之。盖诸儒言庙制者，莫详明於晦庵之说，既为之说，又为之图（说及图，俱见《周庙制》下），览者一见可决矣。其大概谓太祖在北，左昭右穆以次而南，太祖百世不迁，以下六庙亲尽则毁而递迁。昭常为昭，穆常为穆，祔昭则群昭皆动，而穆不移。祔穆则群穆皆移，而昭不动。且引《书》“穆考文王”，《诗》“率见昭考”及《左传》“文之昭也，武之穆也”以为证。盖文为穆，则文之孙及元孙皆穆，其子与曾孙皆昭也；武为昭，则武之孙及元孙皆昭，其子与曾孙皆穆也。既创此六庙之後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，昭入於昭，穆入於穆，截然不可紊，此立庙之制也。然愚以为此制也，必继世以有天下者，皆父死子立而後可，若兄终弟及则其序紊矣。姑以晦庵之图考之，其图自武王至於幽王，皆定六庙三昭三穆之位，然自懿王之前，皆父传之子，则其序未尝紊也。懿王崩，孝王以共王之弟、懿王之叔继懿王而立，故晦庵庙图宣王之世，则以穆、懿、夷为昭，共、孝、厉为穆。夫穆王於世次昭也，共王为穆王之子，於世次穆也，懿王为穆王之孙，则继穆王而为昭是也，孝王为共王之弟，而以继共王为穆，虽於世次不紊，然以弟而据孙之庙矣。至夷王为懿王之子，世次当穆，而图反居昭，厉王为夷王之子，世次当昭，而图反居穆，则一孝王立，而夷、厉之昭穆遂至於易位，於是晦庵亦无以处此，不过即其继立之先後以为昭穆，而不能自守其初说矣。又况宣王之世，三昭三穆为六代，则所祀合始於昭王，今因孝王厕其间，而其第六世祖昭王，虽未当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，则虽名为六庙，而所祀止於五世矣。然此所言者，昭穆祧迁之紊乱不过一代而已。前乎周者为商，商武丁之时，所谓六庙者，祖丁、南庚、阳甲、盘庚、小辛、小乙是也。然南庚者，祖丁兄子，阳甲、盘庚、小辛、小乙又皆祖丁子也。姑以祖丁为昭言之，则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属，俱当为穆，是一昭五穆。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，未当祧，而祧者四世矣。後乎周者为唐，唐懿宗之时，所谓六庙者，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、是也。然穆宗、宣宗皆宪宗之子，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又皆穆宗之子，姑以宪宗为昭言之，则穆、宣为穆，敬、文、武为昭，是四昭二穆，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，未当祧，而祧者三世矣。盖至此则不特昭穆之位偏枯，而祧迁之法亦复紊乱。若必欲祀及六世，则武丁之时，除太祖之外，必创十庙；懿宗之时，除太祖之外，必创九庙而後可。且继世嗣位者，既不能必其为弟、为子，而创立宗庙之时，亦安能预定後王之入庙者，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时，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时哉。则立庙之制，必合於将升祔之时，旋行营创，属乎昭者，於太祖庙之左建之，属乎穆者，於太祖庙之右建之方为合宜，而预立六庙，定为三昭三穆以次递迁之说，不可行矣。又必如晦庵之说，外为都宫，内则各有庙，有寝，有门，有垣，则其制甚大，且必在国中门之左，则其地亦有限。昭穆之位既己截然，则武丁之时，虽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，而昭之地多虚。懿宗之时，虽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，而穆之位半阙。易世之後，又不知其为昭、为穆者何如？而已创之庙，其世代之近者，既未可祧迁（如武丁之时，小乙父也，南庚、阳甲、盘庚、小辛、皆伯父也；祖丁祖也，祖辛、沃甲皆伯祖也，祖乙曾祖也；河亶高祖也；外壬、仲丁高伯祖也；太戊五世祖也，雍己五世伯祖也，小甲六世祖也。若以祀及六世言之，是此十五庙，皆未合祧迁，亦不止十庙而已），其昭穆之不顺者，又不可升祔，则必须逐代旋行位置营建而後可。而其地又拘於中门之内太祖庙之左右，创造烦扰，非所以宁神明，对偶偏枯，又无以耸观视，似反不如前代之每帝建庙，各在一所，东都以来之同堂异室，共为一庙之混成也。愚故曰七庙之制，诸儒皆能言之，而历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，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。
有天下者，必推其祖以配天，既立宗庙，必推其祖为太祖，礼也。自《孝经》有“郊祀配天，明堂配帝”之说，《祭法》有“禘郊祖宗”之说，郑氏注以为禘郊即郊也（郑氏以禘为祀天於圜丘，然圜丘亦郊也），祖宗即明堂也。於是後之有天下者，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，推其创业之祖，以拟文王以为未足也，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拟后稷者，而推以配天焉。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，汉之高帝、唐之神尧、宋之艺祖，庶乎其可拟矣；曹孟德、司马仲达以下诸人，逞其奸雄诈力，取人之天下国家以遗其子孙，上视文王奚啻瓦釜之与黄锺，然其为肇造区夏，光启王业，事迹则同，为子孙者，虽以之拟文王可也，独拟后稷之祖，则历代多未有以处。於是或取之遥遥华胄，如曹魏之祖帝舜，宇文周之祖神农，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。此三圣人者，其功德固可配天矣，而非魏与二周之祖也。是以当时议之，後代哂之以为不类。至於唐既以神尧拟文王矣，而求其所以拟后稷者，则属之景帝。宋既以艺祖拟文王矣，而求其所以拟后稷者，则属之僖祖。夫景、僖二帝虽唐、宋之始祖，然其在当时则无功业之庸夫也，上视周室仅可比不窋之流，而以后稷尊之，过矣。是以不特後世议其非，而当时固哗然以为不可，盖无以厌服人心故也。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厌服人心，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，於是献议者始为导谀附会之说以中之。老聃亦人耳，道家者流，假託其名以行其教，遂至推而尊之，列坐上帝之右，而为其徒习其教者，则曰此天帝也，非复周之柱下史也。而聃姓適同乎唐，乃推聃以为始祖，尊之曰元元皇帝，盖虽祖聃，而其意谓吾祖固天之贵神也。於是崇建太清宫，每禘祫并於元元皇帝前设位序正，是盖以元元为太祖，拟周之后稷，而其祖宗则俱为昭穆矣。至宋大中祥符间，天书封禅之事竞兴，遂复效唐人之为，推所谓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为圣祖，建立景灵宫，圣祖殿居中，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，分置左右，是盖以圣祖为太祖，拟周之后稷，而祖宗则俱为昭穆矣。晦庵尝言：景灵之建，外为都宫，而内各为寝庙，门垣乃为近古，盖以其规制宏壮，每帝各居一殿，不如太庙之共处一堂，稍类古人立庙之制，而足以称天子所以严奉祖宗之意，是则然矣。然不知所谓圣祖者，果有功德之可称如后稷，谱系之可寻如稷之於文、武、成康乎。《祭法》言虞、夏、商、周禘郊祖宗之制，郑氏注谓“有虞氏以上尚德，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。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为次。”项平甫亦言，此经作《祭法》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，先序帝喾、尧、舜、鲧、禹之功，次序黄帝、颛顼、契、冥、汤、文、武之功，以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，故圣王祀之，非此族也不在祀典，则其意盖谓郊禘祖宗皆择有功烈者祀之耳。而後之有天下者，欲稽此以祀其祖先，则固与其说大异矣。愚尝因是而究论之，虞、夏、商之事远矣，周人郊祀后稷，宗祀明堂，此後世所取法也。以《诗》考之，言后稷配郊者，为《生民》、《思文》；言文王配明堂者，为《我将》。《我将》之诗，其所称颂者受命兴周而已。而《生民》、《思文》二诗，则皆言教民播种树艺五榖之事。然则文王有功於兴周，而后稷则有功於天下万世者也。《传》曰，烈山氏之子柱为稷，自夏以上祀之；周弃亦为稷，自商以来祀之。夫社，五土之神；稷，五榖之神，皆地之异名也。古之圣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，则其道可以拟天地，故後世祀之，推以配天地。弃自商祀以为稷，则周为诸侯之时，固己配食地祇矣。周有天下，弃开国之祖也，文王受命礼合配天，而实弃之子孙也。周公制礼作乐，既举严父配天之礼以祀文王矣，而弃之祀仍商之旧列於社稷，是尊祢而卑祖也，故复创为明堂之礼，而以是二圣人者，各配一祀焉（晦庵亦言，古惟郊祀、明堂之祀，周公以义起）。自秦以来，文王配天之礼废矣，而稷之祀至今未尝废，盖稷之配食地祇，周未兴而已然，周已亡而不替，所谓有功烈於民者，祀之万世如一日也，後之有天下者，岂复有此祖也哉！而必欲效周之礼，推其远祖上拟后稷，或本无谱系可考而强附会於古之帝王，如曹魏、二周之祖舜、神农与文王是也。或姑推其上世之远祖，而不问其人品功德之何如，如唐之景帝、宋之僖祖是也。又否则推而神之，託之天帝之杳冥，如唐之玄元、宋之圣祖是也。而上视周家祀后稷之意，则不类甚矣。曷若只推其创业之祖，上拟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，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拟后稷者，则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