晋张融评曰：“《孝经》：‘为之宗庙，以鬼享之。’《公羊》：‘毁庙之主藏乎太祖，五年而再殷祭。’无去祧为坛，去坛为墠，去墠为鬼之制。《祭法》所言，皆衰世之法。”
朱子曰：“《王制》、《祭法》庙制不同，以周制言之，恐《王制》为是。”
杨氏曰：“愚按《祭法》与《王制》不同。《王制》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七：《祭法》则序四亲庙、二祧、太祖，以辨昭穆。《王制》诸侯五庙，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；《祭法》则云三亲庙月祭，高、太二庙享尝，以见隆杀。《王制》大夫三庙，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；《祭法》但有三亲庙，而高、太无庙，有二坛，以为请祷之祭而已。《王制》士一庙；《祭法》则分適士二庙，官师一庙。又《祭法》有考、王考、皇考、显考、祖考之称，《王制》则无之。《祭法》有坛，有墠，或二坛无墠，或一坛无墠《王制》则无之。大抵《王制》略而《祭法》详。又按‘三坛同墠’之说，出於《金縢》，乃是因有所祷而後为之，非於宗庙之外预为坛、墠，以待他日之有祷也。《孝经》‘为之宗庙，以鬼享之’非去墠而为鬼也，如晋张融之说，则《祭法》所言难以尽信。”
陈氏《礼书》曰：“庙，所以象生之有朝也；寝，所以象生之有寝也。建之观门之内，不敢远其亲也。位之观门之左，不忍死其亲也。《家语》曰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自虞至周之所不变也。是故《虞书》禋於六宗，以见太祖。《周官》守祧八人，以兼姜嫄之宫，则虞、周七庙可知矣。伊尹言七世之庙，商礼也。《礼记》、《荀卿》、《榖梁》皆言天子七庙，不特周制也，则自虞至周七庙又可知矣。然存亲立庙，亲亲之至恩；祖功宗德，尊尊之大义。古之人，思其人而爱其树，尊其人则敬其位，况庙乎？法施於民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况祖宗乎？於是礼以义起，而商之三宗，周之文、武，汉之孝文、孝武，唐之神尧、文皇，其庙皆在三昭三穆之外，历世不毁，此所谓不迁之庙，非谓祧也。郑康成之徒以《丧服小记》言王者立四庙，则谓周制七庙，文、武为二祧，亲庙四而已，则文、武不迁之庙在七庙内，是臆说也。王肃《圣证论》曰礼自上以下，降杀以两，使天子、诸侯皆亲庙四，则是君臣同等，尊卑不别也。又王祭殇五，而下及无亲之孙，上不及无亲之祖，不亦诡哉？王舜中、刘歆论之於汉，韩退之论之於唐，皆与肃同，盖理之所在者，无异致也。”又曰：“父昭子穆而有常数者，礼也；祖功宗德而无定法者，义也。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，而有文、武之庙；鲁於二昭二穆之外，而有鲁公之世室。观《春秋传》称襄王致文、武胙於齐侯，《史记》称显王致文、武胙於秦孝公，方是时，文、武固已远矣，襄王、显王犹且祀之，则其庙不毁可知矣。《家语》、《左传》称孔子在陈，闻鲁庙火，曰：‘其桓、僖乎？’以为桓、僖亲尽，无大功德，而鲁不毁，故天灾之。其言虽涉於怪，而理或有焉。若然，则鲁公之室在所不毁可知矣。王舜中、刘歆、王肃、韩退之之徒，皆谓天子祖功宗德之庙不在七世之列。特郑康成以《周礼》守祧有八人，《小记》王者立四庙，则谓周制七庙，文、武为二祧，亲庙四而已。是不知周公制礼之时，文、武尚为近庙，其所以宗之之礼，特起於後代也。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庙内，使继世祖先间有丰功盛德，不下文、武，复在可宗之列，则亲庙又益杀乎？理必不然。《祭法》曰‘远庙为祧’，则‘祧’者，兆也。天子以五世、六世之祖为祧，所谓有二祧是也。诸侯以始祖为祧，所谓先君之祧是也。郑氏以祧为超去之超，误矣。既曰超矣，又以文、武为不毁之祧，何邪？《明堂位》曰：‘鲁公之庙，文世室；武公之庙，武世室。’然武公之於鲁，徇宣王立庶之非，以阶鲁国攻杀之祸，而丰功懿德，不著於世，自武至闵，其庙已在可迁之列。《春秋》成公六年二月，立武宫。昭公十五年，有事於武宫。《左氏》曰：季文子‘以鞍之战立武宫。’《公羊》曰：武宫者何？武公之宫也。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；盖武宫立於成公之时，历襄及昭，积世不毁，故记史得以大之，欲以比周之文、武也。”
朱子论古今庙制曰：“《王制》，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，诸侯、大夫、士降杀以两。而《祭法》又有適士二庙、官师一庙之文。大扺士无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（颜师古曰“父为昭，子为穆，孙复为昭。昭，明也。穆，美也。後以晋室讳昭，故学者改昭为韶。”）。其制皆在中门之左，外为都宫，内各有寝庙，别有门垣。太祖在北，左昭右穆，以次而南（晋博士孙毓议）。天子太祖百世不迁。一昭一穆为宗，亦百世不迁（宗，亦曰世室，亦曰祧。郑注《周礼·守祧》曰“宗，亦曰祧，亦曰世室。”《周礼》有守祧之官。郑氏曰“远庙为祧，周为文、武之庙，迁主藏焉”。又曰“迁主所藏曰祧，先公之迁主，藏於太祖后稷之庙，先王之迁主，藏於文、武之庙，群穆於文、群昭於武。”《明堂位》有文世室、武世室。郑氏曰“世室者，不毁之名。”）。二昭二穆为四亲庙，高祖以上亲尽，则毁而递迁。昭常为昭，穆常为穆（昭之二庙，亲尽则毁，而迁其主於昭之宗，曾祖迁於昭之二，新入庙者祔於昭之三，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。穆庙亲尽放此。新死者如当为昭，则祖於昭之近庙，而自近庙迁其祖於昭之次庙，而於主祭者为曾祖。自次庙迁其高祖於昭之世室，盖於主祭者为五世，而亲尽故也。其穆之两庙，如故不动，其次庙於主祭者为高祖，其近庙於主祭者为祖也。主祭者没，则祔於穆之近庙，而递迁其上放此。凡毁庙迁主，改涂易檐，示有所迁，非尽毁也。见《榖梁传》及注）。诸侯则无二宗，大夫又无二庙，其迁毁之次，则与天子同（传，毁庙之主，藏於太祖）。《仪礼》所谓以其班祔《檀弓》所谓祔於祖父者也（《曲礼》云”君子抱孙不抱子“，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，子不可以为父尸。郑元云，以孙与祖，昭穆同也。周制自后稷为太祖，不窋为昭，鞠为穆，以下十二世至大王复为穆，十三世至王季复为昭，十四世至文王又为穆，十五世至武王复为昭，故《书》称文王为穆考，《诗》称武王为昭考。而《左氏传》曰“泰伯、虞仲，太王之昭也；虢仲、虢叔，王季之穆也。”又曰“管、蔡、鲁、卫，文之昭也；邘、晋、应、韩，武之穆也。”盖其次序一定，百世不易，虽文王在右，武王在左，嫌於倒置，而别有所谓门垣，足以各全其尊。初不以左右为尊卑）。三代之制，其详虽不得闻，然其大略不过如此。汉承秦敝，不能深考古制，诸帝之庙，各在一处，不容合为都宫，以序昭穆（《韦元成传》云”宗庙异处，昭穆不序“，但考周制，先公庙在岐，文王在丰，武王在镐，则都宫之制亦不得为，与汉亦无甚异。未详其说）。贡禹、韦元成、匡衡之徒，虽欲正之，而终不能尽合古制，旋亦废罢。後汉明帝又欲遵俭自抑，遗诏毋起寝庙，但藏其主於光武庙中更衣别室。其後，章帝又复如之，後世遂不敢加，而公私之庙，皆为同堂异室之制（见《後汉·明帝纪》。《祭祀志》又云：其後积多无别，而显宗但为陵寝之号）。自是以来，更历魏、晋，下及隋、唐，其间非无奉先思孝之君，据经守礼之臣，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，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孙，而更僻处於一隅，既无以见其为七庙之尊，群庙之神，则又上厌祖考，而不得自为一庙之主。以人情而论之，则生居九重，穷极壮丽，而没祭一室，不过寻丈之间，甚或无地以容鼎俎，而阴损其数，孝子顺孙之心，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。肆我神祖，始独慨然深诏儒臣讨论旧典，盖将以远迹三代之隆，一正千古之缪，甚盛举也。不幸未及营表，世莫得闻。秉笔之士，又复不能特书以诏万世。今独具见於陆氏之文者为可考耳。然其所论昭穆之说，亦未有定论（图说在後）。独原庙之制，外为都宫，而各为寝庙门垣，乃为近古，但其礼本不经，仪亦非古，故儒者得以议之。如李清臣所谓略於七庙之室而为祠於佛老之侧，不为木主而为之象，不为禘祫烝尝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礼。杨时所谓舍二帝三王之正礼，而从一缪妄之叔孙通者，其言皆是也。然不知其所以致此，则由於宗庙不立，而人心有所不安也。不议复此，而徒欲废彼，亦安得为至当之论哉。”又曰：“今公私之庙，皆为同堂异室，以西为上之制，而无左昭右穆之次，一有递迁，则群室皆迁，而新死者当入於其祢之故室矣。此乃礼之大节，与古不同，而为礼者犹执祔於祖父之文，似无意义。然欲遂变而祔於祢庙，则又非爱礼存羊之意。窃意与其依违牵制而均不免为失礼，曷若献议於朝，尽复公私之庙皆为左昭右穆之制，而一洗其缪之为快乎。”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