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氏曰：“古者，祭地於社，犹祀天於郊也，故《秦誓》曰‘郊社不修’。而周公祀于新邑，亦先用二牛於郊，後用太牢於社也。《记》曰：‘天子将出，类於上帝，宜於社。’又曰：‘郊所以明天道，社所以神地道。’《周礼》以禋祀祀昊天上帝，以血祭祭社稷，而别无地示之位。四圭有邸，舞《雲门》以祀天神，两圭有邸，舞《咸池》以祀地，而别无祭社之说，则以郊对社可知矣。後世既立社，又立北郊，失之矣。”
杨氏曰：“愚按《礼经》：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社稷，祭莫重於天地，而社稷其次也。胡氏乃合祭地、祭社二者而一之，何也？曰：社者，五土之神，是亦祭地也，而有广狭之不同。曰里社，则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己；曰州社，则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；诸侯有一国，其社曰侯社，则所祭者一国之地，一国之外不及也；天子有天下，其社曰王社，则所祭者天下之地，极其地之所至，无界限也。故以祭社为祭地，惟天子可以言之。凡胡氏所引，皆天子社也。但云‘後世既立社，又立北郊，失之矣’，此皆未然。有正祭，有告祭。冬至祭天於南郊，顺阳时，因阳位；夏至祭地於北郊，顺阴时，因阴位。以类求类，故求诸天而天神降，求诸地而地示出，所谓正祭也。匠人营国，左祖右社，以社与祖对，尊而亲之。若因事而告地，则祭社亦可矣。《记》曰‘天子将出，类於上帝，宜於社’之类是也。说者曰：‘类者，依郊祀正礼而为之也；宜者，有事乎社，求福祐也，此所谓告祭也。’知祭各有义，不可以一说拘，则知圣人制礼精微之意矣。”
汉高祖初起，祷丰枌榆社（郑氏曰：“枌榆，乡名。”师古曰：“以此树为神因立名，盖高祖里社也。”）。
二年，东击项籍，还入关，因命县为公社（犹官社），立灵星祠，以后稷配（见《祭星门》）。
四年，天下已定，诏御史令丰治枌榆社，常以时，春以羊彘祠之。梁巫祠天社，秦巫祠社主（即五社主也）。
十年，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。民里社各自裁以祠（谓随其祠具之丰俭也）。
《汉旧仪》：官大社及大稷一岁各再祠，太祝令常以二月、八月以一太牢，使者监祠，南向立，不拜。
天下祠社稷。社者，古司空，主平水土。共工氏之子句龙氏能平水土，植百榖，祭於社以报其功。稷者，司马官长，助后稷耕种，祭於稷以报其功。祠社稷，各官长、诸侯、丞相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以下令长侍祠。
平帝时，大司马王莽上书：“帝王建立社稷，百王不易。社者，土也。宗庙，王者所居。稷者，百榖之主，所以奉宗庙，共粢盛，人所食以生活也。王者莫不尊重亲祭，自为之主，礼如宗庙。《诗》曰：‘乃立冢土（师古曰“《大雅·绵》之诗也。冢，大也。土，土神，谓大社也。”）。’又曰：‘以御田祖，以祈甘雨（师古曰“《小雅·甫田》之诗也。田祖，稷神也。言设乐以御祭於神，为农求甘雨也。”）。’《礼记》曰：‘唯祭宗庙、社稷，为越绋而行事（李奇曰“引棺车谓之绋。当祭天地五祀，则越绋而行事，不以私丧废公祀。”师古曰“绋，引车索也。”）。’圣汉兴，礼仪稍定，已有官社，未立官稷（臣瓒曰“高帝除秦社稷，立汉社稷，《礼》所谓大社也。时又立官社，配以夏禹，所谓主社也。见《汉祀令》。而未立官稷，至此始立之。世祖中兴，不立官稷，相承至今也。”）。”遂於官社後立官稷，以夏禹配食官社，后稷配食官稷。稷种榖树（师古曰：“榖树，稽树也。其子类榖，故於稷种。”），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。
光武建武二年，立太社稷於洛阳，在宗庙之右，方坛，无屋，有门墙而己。二、八月及腊，一岁三祠，皆太牢具，使有司祠。郡县置社稷，太守、令、长侍祠，牲用羊豕。唯州所治有社无稷，以其使官。古者，师行平，有载社主，不载稷也。《汉仪》：朔前後各二日，皆牵羊、酒至社下，以祭日。日有变，割羊以祠社，用救日。
何休注《公羊传》曰：“日有食之，鼓，用牲于社，求乎阴之道也。以朱丝萦社，或曰胁之，或曰为闇，恐人犯之，故萦之也。”何休曰：“胁之，与责求同义。社者，土地之主也；月者，土地之精也。上系於天而犯日，故鸣鼓而攻之，胁其本也；朱丝萦之，助阳抑阴也。‘或曰为闇’者，社者，土地之主尊也。为日光尽，天闇冥，恐人犯历之，故萦之，然此说非也。先言‘鼓’，後言‘用牲’者，明先以尊者命责之，後以臣子礼接之，所以为顺也。”《白虎通》曰：“日食必救之，阴侵阳也；鼓攻之，以阳责阴也。故《春秋》日食，鼓，用牲于社。所以必用牲者，社，地别神也，尊之不敢虚责也。日食、大水则鼓用牲，大旱则雩祭求雨，非虚言也，助阳责下，求阴之道也。”
魏自汉後，但太社有稷，官社无稷，故常二社一稷也。至明帝景初中，立帝社。
博士孔晁议：“汉氏及魏初，皆立一社一稷，至景初之时，更立太社、太稷，又特立帝社云。《礼记·祭法》云‘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’，言为群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，非自立也。今并立二社，一神二位，同时俱祭，於事为重，於礼为黩。宜省除一社，以从旧典。”刘喜难曰：“《祭法》为群姓立社，若如晁议，当言‘王使’，不得言‘为’。下云‘王为群姓立七祀’，‘诸侯自为立五祀’，若是使群姓私立，何得逾於诸侯而祭七祀乎？却为群姓立七祀，乃王之祀也。夫人取法於天，取财於地，普天率土，无不奉祀，而何言乎一神二位，以为烦黩？”
明帝时，祭社但称皇帝。
王肃议：“太尉等祭祀，但称名，不称臣。每有事须告，皆遣祝史。”
晋武帝太康九年，诏曰：“社实一神，其并二社之祀。”
车骑司马傅咸表曰：“《祭法》王社、太社各有其义。《榖梁传》曰：‘天子亲耕’，故自立社，为籍而报也。国以人为本，人以榖为命，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。事异体殊，此社之所以有二。武帝外祖王肃景侯之论曰王社，亦谓春祈籍田，秋而报之也。其论太社，则曰：‘王者布下圻内，为百姓立之，谓之太社，不自立之於京师也。’景侯此论据《祭法》：‘大夫以下成群立社，曰置社。’景侯解曰：‘今之里社是也。’太社，天子为人而祀，故称天子社。《郊特牲》曰：‘天子太社，必受霜露风雨。’夫以群姓之众，王者通为立社，故称太社。若夫里社，其数不一，盖以里所为名，《左氏传》‘盟於清邱之社’是也。人间之社，不称‘太’矣，若复不立之京都，当安所立乎？前被敕：《尚书·召诰》云：‘社于新邑，唯一太牢。’不立二社之明义也。《郊特牲》曰：‘社稷太牢。’必据一牢之文，以明社之无二，则稷无牲矣。说者则曰：‘举社则稷可知。’苟可举社以明稷，何独不举一以明二？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若有过而除之，不若过而存之。存之有义，除之无据。《周礼》封人掌设社壝，无‘稷’字，今帝社无稷，盖出於此。然国主社稷，故经传动稷社稷。《周礼》王祭社稷则絺冕，此王社有稷之文也。封人设社壝，无‘稷’字，说者以为约文，从可知也。谓宜仍旧立二社，而加立帝社之稷。《禹贡》：‘惟土五色。’景侯解曰：‘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，封四方诸侯，各割其方色土者，覆四方也。’如此，太社复为立京都也。”诏曰：“社实一神，而相袭二位，众议不同，何必改作！其使仍旧，一如魏制。”
元帝建武元年，依洛京立二社、一稷。
宋仍晋旧，无所改作。
齐武帝永明十一年，修仪。其神一，位北向。稷东向。斋官社坛东北，南向立，以西为上。诸执事西向立，以南为上。稷名“太稷”。
祠部郎中何佟之议：“按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‘社祭土而主阴气也。君南向於北墉下，答阴之义也。’王肃云：‘阴气北向，故君南向以答之，答之为言，是相对之称。’知古祭社，北向设位，斋官南向，明矣。近代相承，帝社南向，太社及稷并东向，而斋官在帝坛北，西向，於神背行礼。又名‘稷’为‘稷社’，甚乖礼意。谓二社，语其义则殊，论其神则一，位并宜北向。稷若北向，则成相背。稷是百榖之总神，非阴阳之主，宜依先东向。斋官在社坛东北，南向立，以西为上；诸执事西向立，以南为上。稷依礼无兼称，若欲尊崇，正可名‘太稷’，岂得云‘稷社’邪？”治礼学士议曰：“《郊特牲》云：‘君南向，答阳也；臣北向，答君也。’若以阳气在南，则立应北向；阴气向北，则立宜向南。今二郊一限南向，皇帝奠币东西向，故知坛墠无系於阴阳，设位宁拘於南北？群神小祠，类皆南面，荐飨之时，北向行礼，盖欲伸灵祇之尊，表求幽之理。”议与佟之相难，凡三往返。有司议：“治礼无的然明据。”佟之议乃行也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