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年，明堂成，有司请颁常视朔听朝。诏：“明堂专以配帝严父，馀悉移於大庆、文德殿。”群臣五表陈请，乃从之。
礼制局列上明堂七议：“一曰，古者朔必告庙，示不敢专。请视朝、听朔必先奏告，以见继述之意。二曰，古者，天子负駞南乡，以朝诸侯，听朔则各随其方。请自今御明堂正南乡之位，布政则随月而御堂，其闰月则居门焉。三曰，《礼记·月令》，天子居青阳、总章，每月异礼。请稽《月令》十二堂之制，修定时令，使有司奉而行之。四曰，《月令》以季秋之月，为来岁受朔之日。请以每岁十月，於明堂受新历，退而颁之郡国。五曰，古者天子负駞，公侯伯子男，蛮夷戎狄四塞之国，各以内外尊卑为位。请自今元正、冬至及朝会，并御明堂，辽使依宾礼，蕃国各随其方，立於四门之外。六曰，古者以明堂为布政之宫。自今若有御札手诏，并请先於明堂宣示，然後榜之庙堂，颁之天下。七曰，赦书德音，旧制宣於文德殿。自今请非御楼肆赦，并请於明堂宣读。”九月，诏颁朔布政自十月为始。其月，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，颁天运政治，及八年戊戌岁运历数於天下。百官常服立明堂下，乘舆自内殿出，负駞坐於明堂，大晟乐作，百官朝於堂下。大臣升阶进呈所颁布时令，左右丞一员跪请付外施行，宰相承制可之，左右丞乃下授颁政官，颁政官受而读之，讫，出閤门奏礼毕，皇帝降御座，百官乃退。自是以为常。
重和元年九月辛卯，大享明堂，并祀五帝。
初，礼部尚书许光凝等言：“《月令》‘季秋大享帝’，说者谓遍祭五帝也。《曲礼》‘大享不问卜’，说者谓祭五帝於明堂，莫適卜也。《周官》‘太宰祀五帝，则掌百官誓戒’，说者谓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，而王安石以谓：‘五帝者，五精之君，昊天之佐也。惟其为五精之君，故分位於五室；惟其为昊天之佐，故与享於明堂。’自神宗下诏，惟以英宗配上帝，而悉去从祀群神。陛下肇新宏规，季秋大享，位五帝於其室，既无以祢概配之嫌；止祀五帝，又无群神从祀之黩。则神宗黜六天於前，陛下正五室於後，其揆一也。”从之，乃诏从祀五帝。
礼制局言：“祀天神於冬至，祀地示於夏至，乃有常日，无所事卜。季秋大享帝，以先王配，则有常月而未有常日。《礼》不卜常祀，而卜其日，盖月有上辛、次辛，谋及卜筮，所以极严恭之意也。请明堂以吉辛为正。”
诏：“每岁季秋大享，亲祠明堂，罢有司摄事。”又诏：“明堂近在宫城，秋享实荐时事，行之久远，宜极简严。其每岁季秋亲祠，如孟月朝献礼，更不差五使、仪仗等。”自是迄宣和末岁，行亲享之礼云。
高宗绍兴元年，上合祭天地於明堂，奉太祖、太宗配祀。礼毕，不受贺，文武百官拜表称贺如仪。以嗣濮王仲湜为亚献，右监门卫大将军、信州防御使令话为终献。
时礼部尚书秦桧等言：“伏睹建炎恭行郊祀之礼，其时仪文制度与夫衣服、器皿之类，已不能如礼。明年渡江，国步愈艰。今岁复当郊祀，谨按冬祀大礼，神位六百九十，行事官六百七十馀员，而卤簿、仪仗、舆辇、宫架、祭器、法服，散失殆尽，及景灵宫、太庙行事与登门肆眚等礼，不可悉行。至於祫享，亲诣宗庙行礼，又不及天地，惟宗祀明堂，似乎简易。苟朝廷深原礼意，采先儒之说，汉武帝、孝章之制，而略其严父之文；志存享帝，而不拘於制度之末，独明堂之礼，尚或可行。乞博采群议，令有司参考典礼以闻。”
礼部尚书胡直孺议曰：“谨按百王之礼，沿革不同，而祀天地於郊丘，祀上帝於明堂，祫享祖宗於太庙，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。惟仁宗皇祐时，大享明堂，合祭天地，并侑祖宗，遍礼百神，圣训有‘礼缘人情’之语，而文彦博以仁祖为能达礼之情，適礼之变。由此观之，皇祐祀典本非为万世不易之礼也。国朝配祀，初无定制。自英宗皇帝始专配以近考，司马光、吕诲争之，以为绌祖进父，然卒不能夺王珪、孙抃之谄辞。其後神宗皇帝谓周公宗祀在成王之时，成王以文王为祖，则明堂非以考配明矣。王安石亦以误引《孝经》严父之文，惜乎不能将顺上意，以辨正典礼。谨按：圣宋崛起，非有始封之祖，则创业之君，太祖是也。太祖则周之后稷，配祭於郊者也；太宗则周之文王，配祭於明堂者也。此二祭者，万世不迁之法。皇祐宗祀，合祭天地，固宜以太祖、太宗配，当时盖拘於严父，故配帝并及於真宗。今主上绍膺大统，自真宗至於神宗均为祖庙，独跻则患在於无名，并配则几同於祫享。又从祀百神，在於明堂，本非典礼，或升或黜，慢渎为多。今参酌皇祐诏书，将来请合祭昊天上帝、皇地祇於明堂，奉太祖、太宗以配天，惟礼专而事简，庶几可以致力於神明。然後申饬攸司，各扬乃职，牺牲必成，粢盛必洁，衣服必备，以尽其所以致力於神之意，则一朝大典，岂特施於艰难之时，情文粗称，虽万世行之可也。”是时，太常少卿苏迟等则请用皇祐诏书之意，兼采景祐礼官之请，即常御殿，南向西上，设昊天上帝、皇地祇位；西向北上，设太祖、太宗、真宗神位；於殿之东庑，设圜丘第一龛九位；於殿之西庑，设方泽第一成一十六位。庶几诚意可展，仪物可备。如以不遍及列圣为未足，则大礼前一日，有亲诣太庙之文，今神主在温州，恐当命大臣於某处摄行祀事。如以不遍及百神为未足，则请即行在天庆观之大享後，择一日，取祖宗大礼既毕恭谢之文，亦命大臣简其仪物，悉举以告，亦足以尽祈报之心。诏：“依礼部新仪，一遵皇祐二年诏书，仍以明堂大礼为称，於常御殿设位行礼。”
礼部言：“准诏参酌皇祐诏书，合祭天地於明堂，奉太祖、太宗以配。合用神位四位，元系御笔明金青字，出雕木缕金五采装莲花戏龙座，黄纱明金罩子，黄罗夹软罩子，黄罗衬褥，朱红漆腰〈扌舁〉套匣，黄罗夹帕事件，全昨缘扬州渡江失去，乞下所属制造。”从之。
四年九月，有事於明堂，合祭天地，以太祖、太宗配，兼祀百神。
先时，有司请议郊祀、明堂、祫享之宜，礼部侍郎陈与义议曰：“臣切考国家大祀，天子躬行者，有南郊，有明堂，有祫祭，有恭谢。古者为郊之制，在国之南五十里，盖谓国都之南也。陛下驻跸於此，非建都之地，置设坛壝，固无其所。建炎戊申，举是礼於维扬者，是时以火德嗣兴，大统复集，即位之初，不可以不见帝，以礼从权，非必袭用。而况卤簿、仪物，渡江散尽，疆陲戎事，岁晚多虞，则南郊之礼在今日固不敢轻议者也。国步未定之际，奉安庙祏，权在永嘉，既已累年，若欲移徙，以便亲祠，惧失在天神灵之意，则祫祭之礼在今日实不可行者也。陛下躬履多虞，严恭寅畏，方与万姓请命於天，用实而去文，有祈而无报，则恭谢之礼在今日不可行者也。搢绅儒生又有为柴望之说者，以谓虽祖宗未之或行，而今日可以肇修。臣尝考之，其说本於《书》之《尧典》，本为巡狩之用，而周室行之於《时迈》告祭之诗，其说详於孔颖达之疏，指为封禅之事，而汉光武用之，著於泰山刻石之文。陛下遭时艰故，遵养东南，修政理戎，俟天悔祸，举兹大礼，惟务於忱，岂可托巡狩告至以有辞乎？又况柴望之祭，不及祖宗，所用时日，亦当有据。若一切损益之，则安用柴望之名哉？然则柴望之礼在今日亦不可行者也。臣窃惟明堂之礼，有汉武帝汶上之制，绍兴元年，实已行之。若再举而行，適宜於今事，无戾於古典。或谓自维扬南郊之後，至於今日，再遇当郊之岁，不可以逾六年而不郊。以臣考之，郊之疏数，本无定制。真宗自景德二年祀南郊，至祥符七年而始祀东郊，则九年而後再郊矣。仁宗皇帝皇祐五年祀南郊，嘉祐元年行恭谢礼，四年行祫祭礼，七年行明堂礼，则逾九年而不再郊矣。逾六年而不郊，非所疑也。或以周公严父之文为疑，则既有治平中司马光、吕诲之议，又有熙宁中祖宗之圣训与王安石之说，足以破万世之惑矣。或以并配之礼为疑，盖绍兴元年礼官之议，以谓皇祐之时，四方无虞，万物盛多，是以明堂合祭天地，并配祖宗。盖其说不尽不能推明所以变礼之意，是以致众人之疑。谨按皇祐诏书，其略曰：‘国朝自祖宗以来，三岁一郊。今祀明堂，正当三岁亲郊之期，而礼官所定配坐，不及祖宗，宜并配以称朕恭事祖宗之意。’盖太祖则周之后稷，当配祭於郊者也；太宗则周之文王，当配祭於明堂者也。郊当祭太祖，而以当郊之岁，举明堂之礼，则不可以遗太祖而不祭。稽之神理，本之人情，则皇祐诏书之本意，可以为万世不刊之典，岂特以四方无虞万物盛多而举此哉？并配之礼，又非所疑也。若乃神位仪物损益多寡之数，更合再加斟酌，以尽今日情文之宜。”诏从之。盖中兴郊祀明堂、合祭天地、并配祖宗之礼，参考推明，至兴义之议而始定。於是太常寺条具：“乞以明堂大礼为称，左仆射誓行事、执事、陪祠官於尚书省，刑部尚书莅誓。明堂殿上下彻去黄道僽褥，入殿门不张盖，百官不得回班。御燎从物、伞扇更不入殿。行礼前，卫士不起居呼万岁，读册官读册至御名勿兴。”诏并从之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