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问朱子曰：“《我将》之诗，乃祀文王於明堂之乐章。《诗传》以为物成形於帝，人成形於父，故季秋祀帝於明堂，而以父配之，取其成物之时也。此乃周公以义起之，非古制也。不知周公以後，将以文王配邪，以时王之父配邪？”曰：“诸儒正持此二议，至今不决，看来只得以文王配。且周公所制之礼，不知在武王之时，在成王之时。若在成王时，则文王乃其祖也，亦自可见。”又问：“继周者如何？”曰：“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。”问：“周公郊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，此说如何？”曰：“此是周公创立一个法如此，将文王配明堂，永为定例。以后稷配郊推之，自可见後来妄将严父之说乱了。”
治平四年七月（时神宗已即位），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言：“季秋大享明堂，请以英宗皇帝配神作主，以合严父之义。”诏恭依。
熙宁四年六月，诏以今年季秋有事於明堂，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礼。恩赏就明堂礼毕施行。
太常礼院言：“亲祀明堂，惟昊天上帝、英宗皇帝及五方帝，并皇帝亲献；五人帝、五官神位，即命分献。”从之。
元丰三年，诏：“历代以来，合宫所配，杂以先儒六天之说，朕甚不取。将来祀英宗皇帝於明堂。以配上帝，馀从祀群神悉罢。”
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详定：“谨按《周礼》，有称昊天上帝，有称上帝。以义推之，称昊天上帝者，一帝而已，如‘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’之类是也；称上帝者，昊天上帝及五帝，如‘类造上帝，封於大神’之类是也；称五帝者，昊天上帝不与，如‘祀五帝则张大次，小次’之类也，繇是而言，则《经》所谓‘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’者，与《周礼》所称上帝同矣。其将来祀英宗皇帝於明堂，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，欲以此修入仪注。”并据知太常礼院赵居锡、杨杰、王仲修，检讨杨完、何珣直状：“谨按《周礼·掌次职》曰：‘王大旅上帝，则张毡案；祀五帝，则设大次、小次。’又《司服职》曰：‘祀昊天上帝，则服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。’明上帝与五帝异矣。则《孝经》所谓‘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’者，非可兼五帝也。考之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所称上帝非一。《易》曰：‘先王作乐崇德，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’《诗》曰：‘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’又曰：‘上帝是祇。’《书》曰：‘以昭受上帝，天其申命用休。’又曰：‘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。’如此类者，岂可皆以五帝而言之？自郑氏之学兴，乃有六天之说，而事非经见，至晋泰始初，论者始以为非，遂於明堂惟设昊天上帝一座而已。唐《显庆礼》亦止祀昊天上帝於明堂。今大享在近，议者犹以谓上帝可以及五帝。请如圣诏，祀英宗皇帝於明堂，惟以配上帝，至诚精禋，以称皇帝严父之意。”诏如赵君锡等所议。
杨氏曰：“愚按《孝经》曰：‘昔者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’而注疏家言明堂者，皆曰祀五帝，然则上帝之与五帝同乎，异乎？山阴黄度曰：‘昊天上帝者，天之大名也；五帝，分王於四时者也。周人祀天於圜丘，祀上帝於明堂，皆报本也；祀五帝於四郊，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。《大宗伯》言禋祀昊天上帝，而不言祀五帝，义可知矣。’由此观之，则明堂祀上帝者，祀天也，非祀五帝也。而注疏家言明堂者，皆曰祀五帝，其说何从始乎？遭秦灭学，专用夷礼。汉兴，袭秦四畤，增之为五畤。自是以後，郊祀用新垣平之言，则祠五帝；明堂用公玉带之言，则祀五帝。皆以五畤为主，不知有上帝、五帝之分也。成帝即位，用匡衡之说改郊祀，明年，衡坐事免官，众庶多言不当变动，祭祠者遂复甘泉泰畤及雍五畤如故。夫明堂祀五帝，自武帝首行之。光武中兴以後，始建明堂，明帝、章帝、安帝遵行不变，大抵以武帝汶上明堂为法，不知周人祀上帝於明堂之意矣。是故汉儒之注释明堂者，皆云祀五帝，盖其见闻习熟然也。其後晋泰始中，有言明堂、南郊宜除五帝坐，只设昊天上帝一位。未几，韩杨建言，以汉魏故事，兼祀五帝，无祀一天者，竟复明堂五帝位，是又习熟汉魏故事而然也。抑又有甚焉者，唐开元中，王仲邱奏谓：‘禋享上帝，有合经义，而五帝并祀，行之已久，请二礼并行，以成大享之义。’本朝皇祐中，宋祁奏以上帝、五帝二礼并存，以明圣人尊天奉神之义，不敢有所裁抑。夫祀上帝於明堂，周礼也；祀五帝於明堂，汉礼也。合周、汉而并用之，既并祀五帝，又祀上帝，其义何居！是说也，创於王仲邱，袭於宋祁，後之言礼者，习熟见闻，又将循此以为不易之典。甚矣！知天之学不明，诸儒惑於古今同异，而莫知所决，行之既久，而莫觉其误也。肆我神祖，圣学高明，洞见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，屏黜邪说，断然行之，不以为疑。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，其孰能与於此哉！”
详定礼文所言：“祀帝於南郊，以天道事之；享帝於明堂，以人道事之。以天道事之，则虽配帝用犊，《礼》所谓‘帝牛不吉，以为稷牛’是也；以人道事之，则虽天帝用太牢，《诗》所谓‘我将我享，维羊维牛’是也。梁仪曹郎朱异请明堂用特牛，故隋唐因之，皆用特牲，非所谓以人道享上帝之意也。皇祐大享明堂，用犊七以荐上帝、配帝、五方帝，用豕各五以荐五人帝。熙宁中，礼院议昊天上帝、配帝用犊与羊豕各一，五帝、五人用犊与羊豕各五。皆未应礼。今明堂亲祠上帝、配帝、五方帝、五人帝，谓用牛羊豕各一。”六月，太常礼院言：“今年明堂，尚在慈圣光献皇后三年之内，请如熙宁元年南郊故事，惟祀事用乐，卤簿、鼓吹、宫架、皆备而不作。”从之。是後凡国有故，皆用此制。
又言：“按晋挚虞议，明堂之祭，备物以荐，三牲并陈，笾豆咸列，礼同人理，故配以近考。《开元》、《开宝礼》及见行仪注，明堂之享，席用藁秸，器陶匏，并与郊祀无别，殊非所谓‘礼同人理，配以近考’之意。请以莞席代藁秸、蒲越，以玉爵代匏爵，其豆、登、簋、俎、樽、罍，并用宗庙之器。”从之。
哲宗元祐元年，吏部尚书吕大防等请宗祀神宗皇帝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诏以季秋择日有事於明堂。
九月辛酉，帝大享於明堂，诏：“明堂礼毕，御紫宸殿，群臣起居，不奏祥瑞。御楼惟行肆赦仪，称贺并罢。”以太常寺言司马光薨故也。
四年九月辛巳，大享於明堂。礼毕，诣景灵宫及寺观恭谢。
先时，三省言：“按天圣五年南郊故事，礼毕行劳酒之礼，如元会之仪。今明堂礼毕，请太皇太后御会庆殿，皇帝於帘内行恭谢之礼，百僚称贺讫，宣群官升殿赐酒。”太皇太后不许，诏曰：“皇帝临御，海内晏安，五经季秋，再讲宗祀，以享天心。顾吾何功，获被斯福？今有司因天圣之故事，修会庆之盛礼，将俾文武称庆於庭。吾自临决万机祇畏，岂以菲薄之德，自比章献之明？矧复皇帝致贺於禁中，群臣奉表於闱左，礼文既具，夫又何求？前朝旧仪，吾不敢受。将来明堂礼毕，更不受贺，百官并内东门拜表。”
六年，太常博士赵叡言：“本朝亲享之礼，自明道以来，即大庆殿以为明堂，至於有司摄事之所，乃尚御於圜丘。窃见南郊斋宫有望祭殿，至就行礼。”从之。
徽宗崇宁四年，诏：“营建明堂，已度地鸠工，俟过来岁，取旨兴役。”明年，以彗出西方，遂诏罢之。
政和三年八月，诏立明堂於大内之丙地，徙秘书省於宣德门之东，以其地为之。
诏：“明堂之制，朕取《考工》互见之文，得其制作之本。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；五室，三、四步，四、三尺；九阶，四旁两夹窗。考夏后氏之制，名曰‘世室’，又曰‘堂’者，则世室非庙。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，则度以六尺之步，其堂修十四步，广十七步之半。又曰‘五室，三、四步，四、三尺者’，四步益四尺，中央土室也；三步益三尺，木、火、金、水四室也。每室四户，户两夹窗。此夏后氏之制也。商人重屋，堂修七寻，崇三尺，四阿重屋。商人名曰‘重屋’而又曰‘堂’者，非寝也。度以八尺之寻，其堂修七寻。又曰‘四阿重屋’者，阿，屋之曲也，重者屋之复也，则商人有四隅之阿，四柱复屋，则知下方也。周人明堂，度以九尺之筵。三代之制不相袭，夏曰‘世室’，商曰‘重屋’，周曰‘明堂’，则知皆堂也。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，五室，凡室二筵者，九筵则东西长，七筵则南北狭，所以象天，则知上圜也。夏商周之名虽不相袭，其制则一，唯步、寻、筵广狭不同而已。《考工记》所言三代之制，亦各互见。朕取夏后氏益土室之度，兼商人四阿重屋之制，从周人度以九尺之筵，上圆象天，下方象地，四户以合四序，八窗以应八节，五室以聚五行，十二堂以听十二朔，九阶、四阿，每室四户，夹以八窗。兼三代之制，黜诸儒之臆说，享帝、严父、听朔、布政於一堂之上，於古皆合，其制大备。宜令明堂使司遵图建立。”於是内出明堂图式，於崇政殿宣示百官，命蔡京为明堂使，蔡攸讨论指画制度，蔡儵、蔡翛、宋昇参详，梁师成为都监，童师敏为承受；以开封尹盛章弹压兵匠，章罢，以王革代之，复以章为参详。八月甲寅，开局兴工，日役万人，仍差天武、捧日兵士二千巡检。蔡京言：“三代之制，世室、重屋、明堂修广不相袭。夏度以六尺之步，商度以八尺之寻，而周以九尺之筵，世每近，制每广。今若以二筵为太室，方一丈八尺，则室之中设版位，礼器已不可容，理当增广。今从周之制，以九尺之筵为度，太室修四筵（三丈六尺），广五筵（四丈五尺），共为九筵；木、火、金、水四室各修三筵，益四五（三丈一尺五寸），广四筵（三丈六尺），共七筵，益四尺五寸。十二堂，古无修广之数，今亦度以九尺之筵。明堂、元堂各修四筵（三丈六尺）、广五筵（四丈五尺），左右个各修广四筵（三丈六尺），青阳、总章各修广四筵（三丈六尺），左右个各修四筵（三丈六尺），广三筵、益四五（三丈一尺五寸），四阿各四筵（三丈六尺），堂柱外基各一筵（九尺）。堂总修一十九筵（一十七丈一尺），广二十一筵（一十八丈九尺）。”蔡攸言：“明堂五门，廊庑盖以素瓦，而门堂则以琉璃，其地则随所向，而砌以五色之石，栏楯柱端以铜为辟邪之象，而饰以五方所向之色。八窗、八柱则以青、黄、绿相间。堂室柱门栏柱，并以丹偸涂之。堂阶为三级，每级崇三尺，共为一筵。改火珠为雲龙之象。阶庭植松、梓、桧之木，宫门不设戟，而殿隅并垂铃云。”诏以“元堂”犯圣祖之讳，取“平在朔易”之义，改为平朔，门亦如之。仍改敷右门曰左敷佑，左承天门曰右敷佑，承天门曰平秩，更衣大次曰斋明殿。其明堂、青阳、总章、元堂、太室五门，并御书榜之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