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，经始明堂，改营太庙。迁洛之後，宣武永平、延昌中，欲建明堂，而议者或云五室，或云九室。至明帝神龟中，复议之。元乂执政，遂营九室，值代乱不成，宗配之礼，迄无所设。
北齐采《周官·考工记》，为五室。
後周采汉《三辅黄图》为九室，并竟不成。
隋文帝开皇十三年，议立明堂，繁役不就。终隋代，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坛上，其用币各依其方。人帝各在天帝之左，太祖在太昊南，西向。五官在庭，各依其方。牲用犊十二。皇帝、太尉、司农行三献礼於青帝及太祖，自馀有司助奠。五官位於堂下，行一献礼。有燎。其省牲、进熟，如南郊礼（时礼部尚书牛弘定议造明堂，将作大匠宇文恺依《月令》样，重檐复屋，五房四达，丈尺规矩，皆有准凭。帝命有司规兆，方欲崇建，又命详定，诸儒争论，莫之能决。炀帝大业年中，恺又奏之，以他役繁兴，遂寝）。
唐高祖武德初，定令每岁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，以元帝配，五人帝、五官并从祀。迄於贞观之末，竟未议立明堂，季秋大享，则於圜丘行事。
《新唐书·礼乐志》：“明堂自汉以来，诸儒之论不一，至於莫知所从，则一切临时增损，而不能合古。然推其本旨，要於布政、交神於王者尊严之居而已，其制作何必与古同！然为之者至於无所据依，乃引天地、四时，风气、乾坤、五行、数象之类，以为仿象，而众说亦不克成。隋无明堂，而季秋大享，常寓雩坛；唐高祖、太宗时，寓於圜丘。贞观中，礼部尚书豆卢宽等议从昆仑道上层以祭天，下层以布政，而太子中允孔颖达以为非（颖达大略谓“六艺群书，皆训基上曰堂，楼上曰观，未闻重楼之上而有明堂。又明堂法天，圣王示俭，今若飞楼架道，浮阁凌空，不合古言。又古者，敬重大事，与祭相似，是以朝觐、祭祀，并在於庙。若楼上祭祖，楼下视朝，阁道升楼，路便窄隘，乘辇则接神不敬，步陟则劳勤圣躬，侍卫在旁，百司供奉，求之经诰，全无此理。”）。侍中魏徵请为五室重屋，上圆下方，上以祭天，下以布政。谓前世儒者所言虽异，而以为如此者多同。至於高下广狭丈尺之制，可以因事制宜也。秘书监颜师古曰：‘《周书》叙明堂有应门、雉门之制，以此知为王者之常居尔。其青阳、总章、元堂、太庙、左右个，皆路寝之名也。《文王居明堂》之篇，带弓韣，礼高禖，九门磔禳，国有酒以合三族，推其事皆与《月令》合，则皆有路寝也。《大戴礼》曰在近郊，又曰文王之庙也，此奚足信哉？且门有皋、库，岂知施於郊野？谓宜近在宫中。’徵及师古皆当时名儒，其论止於如此。”
高宗永徽二年，奉太宗配祀明堂，有司遂请以高祖配五天帝，太宗配五人帝。
显庆元年，诏以高祖配圜丘，太宗配明堂。
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：“宗祀明堂，必配天帝，而伏羲五代，本配五郊，参之明堂，自缘从祀。今以太宗作配，理有未安，伏见永徽二年，追奉太宗以遵严配，当时高祖先在明堂，礼司致惑，竟未迁祀，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，虽复亦在明堂，不得对越天帝。谨按《孝经》：‘孝莫大於严父，严父莫大於配天。昔者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’又寻历代礼仪，且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，唯《祭法》云：‘周人禘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’郑元注曰：禘、郊、宗、祖，谓祭祀以配食也。禘谓祭昊天於圜丘，郊谓祭上帝於南郊，祖、宗谓祭五帝、五神於明堂也。寻郑此注，乃以宗、祖合为一祭，又以文武共在明堂，连衽配祠，良为谬矣，故王肃驳之。臣谨上考殷周，下洎贞观，并无一代两帝同配於明堂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，奄有神州，创制改物，体元居正，为国始祖，抑有旧章。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元，功清下黩，拯率土之涂炭，布大造於生灵，请准诏书，宗祀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从之。
乾封初，诏明堂仍祭五方上帝，依郑元义。
仪凤二年，太常少卿韦万硕奏曰：“明堂大飨，准古礼郑元义，祀五天帝；王肃义，祀五行帝；贞观礼，依郑义祀五帝；显庆以来，新修礼，祀昊天上帝；奉乾封二年敕，祀五帝，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；又奉上元三年三月敕，五祀行用已久，并依贞观年礼为定；又奉去年敕，并依《周礼》行事。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，未审依定何礼？臣以去年十二月录奏，至今未奉进止，所以乐章不定。”上及宰臣并不能断，乃诏尚书省召学者更参议之，事仍不定。自此明堂大飨兼用贞观、显庆二礼，礼司益无凭准。
高宗改元总章，分万年县置明堂县，示欲必立之。而议者纷然，或以为五室，或以为九室。帝依两议，以帟幕为之，与公卿临观，而议益不一。乃下诏率意班其制度，至取象黄琮，上设鸱尾，其言益不经，而明堂卒不能立。
上内出九室样，更令有司损益之。有司奏言：“内样：堂基三重，每基阶各十二。上基方九雉，八角，高一尺；中基方三百尺，高一筵；下基方三百六十尺，高一丈二尺。上基象黄琮，为八角，四面安十二阶。请从内样为定。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，其方其作司约准百四十八尺，中基、下基，望并不用。又内样：室各方三筵，开四闼、八窗，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。按季秋大飨五帝，各在一室，商量不便。请依两汉季秋合飨，总於太室；若四时迎气之祀，则各於其方之室。其安置九室之制，增损明堂故事，三三相重。太室在中央，方六丈；其四隅之室，谓之左右房，各方二丈四尺。当太室四面，青阳、明堂、总章、元堂等室，各长六丈，以应太室；阔二丈四尺，以应左右房。室间并通巷，各广一丈八尺。其九室并巷在堂上，总方一百四十四尺，法坤之策。屋圆楣、檐，或为未允。请据郑元、卢植等说，以前梁为楣，其径二百一十六尺，法乾之策。圆楣之下，所施圆柱，旁出九宫四隅，各七尺，法天以七纪。柱外馀基，共作司约准面别各馀一丈一尺。内样：室别四闼、八窗，检与古合，请依为定。其户仍在外，设而不开。内样：外有柱三十六，每柱十梁；内有七间，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，梁已上至屋峻起，计高八十一尺。上圆下方，飞檐应规，请依内样为定。其盖屋形制，仍望据《考工记》改为四阿，并依《礼》加重檐，准太庙安鸱尾。堂四向五色，请依《周礼》白盛为便，其四向各随方色。请施四垣及四门。辟雍，按《大戴礼》及前代说，辟雍多无水广、内径之数。蔡邕云：‘水广二十四丈，四周於外。’《三辅黄图》云：‘水广四周。’与蔡邕不异，仍云‘水外周堤。’又张衡《东京赋》称：‘造舟为梁。’《礼记‖明堂位‖阴阳录》：‘水左旋以象天。’商量水广二十四丈，恐伤於阔，今请减为二十四步，垣外量取周足。仍依故事，造舟为梁，其外周以圆堤，并取《阴阳》‘水行左旋’之制。殿垣，按《三辅黄图》：殿垣四周方在水内，高不蔽日。殿门去殿七十二步。准今行事陈设，犹恐窄小。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，请准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制；仍立四门八观，依太庙门别，各安三门，施元阃，四角造三重巍阙。”自後群儒分竞，各执异议，九室、五室，俱有依凭，上令所司於观德殿前依两议张设，上观之，谓公卿曰：“明堂之制，自古有之，议者不同，所以未造。今令张设两议，公等以何者为宜？”工部尚书阎立德奏曰：“两议不同，俱有典故。九室自暗，五室自明，取舍之宜，断在圣虑。”上亦以五室为便。（後以制度未定而止）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