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元丰元年，上命枢密直学士陈襄等详定郊庙奉祀礼文，大正历代典礼之失。至是，岁亲祀圜丘，始用新仪（国朝亲郊，止服衮冕，至是稽古，始加服大裘，而被以衮冕）。
详定礼文所议：“《礼记》曰：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。’又曰：‘祭天地之牛，角茧栗，配位亦特牲。’《书》曰：‘用牲於郊，牛二。’是也。宋朝仪注，昊天上帝、皇地祇、太祖皇帝之位，各设三牲俎，非尚质贵诚之义。请亲祠圜丘、方泽，正配皆用犊，不设羊豕俎及鼎七，有司摄事亦如之。郊之祭也，器用陶匏，以象天地之性；椫用白木，以素为质。今郊祀簠、簋、樽、豆皆非陶，又用龙杓，未合礼意。请圜丘、方泽正配位所设簠、簋、樽、豆，改用陶器，仍以椫为杓。祀天之有禋柴，犹祭地之有瘗血，享庙之有祼鬯，皆歆神之始，非谓於祭之末燔烧胙馀也。至後世之燔瘗牲币於祭末，而不知致神於其始，则是备於後而阙於先也。请南北郊先行升禋瘗血之礼，至荐奠礼毕，即如旧仪，於坛坎燔瘗牲币。北郊祭皇地祇及神州地祇，当为坎瘗埋，今乃建坛燔燎祝版。考先儒所说，地祇即无槱燎之文。请祭皇地祇祝版、牲、币并瘗於坎，不设燎坛。熙宁祀仪，惟昊天上帝、皇地祇、高禖燔瘗犊首，自感生帝、神州地祇而下，皆不燔瘗牲体，殊不应礼。又按《周礼·羊人》，祭祀割羊牲，登其首。《礼记》曰：‘升首，报阳也。’首为阳，则胁与髀为阴可知矣。报阳宜以阳，报阴宜以阴，各从其类也。请自今昊天上帝、感生皆燔牲首以报阳；皇地祇、神州地祇、太社、太稷，凡地祇之祭，皆瘗牲之左髀以报阴；凡荐享太庙，皆升首於室。”
又曰：“臣等见亲祠南郊仪注，并云祀前三日，仪鸾司铺御座黄道褥。谨按唐故事：郊坛、宫庙内壝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，皆设黄道褥，坛上立位又施赤黄褥，将有事，命撤之。武德、贞观之制用紫，至德以来用黄。《开元礼》、《开宝通礼》，郊庙并不设黄道褥。《太常因革礼》曰：‘旧制，皇帝升坛，以褥藉地，象天黄道。太祖命撤之，设拜於地。和岘乞宣付史馆。’天圣二年，仪注又增设郊坛壝门道北御座黄道褥。康定初，有司建议，谓配帝褥用绯，以示损於天地；而自小次之前至坛上诸位，其道褥以黄，盖非典礼。是岁，有诏自小次至坛下撤黄道。臣等伏详《礼记》，郊祭之日，氾埽反道。郑氏注谓剗令新土在上也。其藉神席，天地尚质，则用蒲越藁秸；宗庙尚文，则设莞筵纷纯，加缫席画纯，加次席黼纯而已。天子受胙乃有席，《周礼·司几筵》所谓‘胙席’，是也。今来郊坛黄道褥欲更不设。”又言：“臣等看详《周官》，外祀皆有兆域，盖设一壝而已。後世因之，稍增其制。东汉坛位天神从祀者甚众，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，故外设重营，以为等限。日、月在中营内南道，而北斗在北之西，至於五星、中宫宿之属，则其位皆中营，二十八宿外宫星之属，则其位皆外营。然则为重营者，所以等神位也。唐因齐、隋之制，设为三壝，天神列位不出内壝，而御位特设於坛下之东南。若夫公卿分献，文武从祀，与夫乐架、馔幔则皆在中壝之内。而大次之设乃在外壝者，所以序祀事也。盖古者神位寡，祀事简，故兆守有域，以为遮列厉禁而已。後世神位既众，祀事亦繁，故为三壝，以严内外之限。国朝郊祀坛域，率循唐制，虽仪注具载圜丘三壝，每壝三十五步，而有司乃以青绳代内壝，诚不足以等神位、序祀事、严内外之限也。伏请除去青绳，如仪注为三壝。”从之。
哲宗元祐七年，亲郊。诏：“今岁圜丘，宜依熙宁十年故事，设皇地祇位，以申始见之礼。候亲祠北郊，依元丰六年五月八日指挥。”
南郊卤簿使、兵部尚书苏轼奏：“臣谨按：汉成帝郊祠甘泉泰畤、汾阴后土，而赵昭仪常从在属车间。时扬雄待诏承明，奏赋以讽，其略曰：‘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，屏玉女而却驽妃’言妇女不当与斋祠之间也。臣今备位夏官，职在卤簿。准故事，郊祀既成，乘舆还斋宫，改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教坊钧容作乐还内，然後后妃之属中道迎谒，已非典礼，而况方当祀事未毕，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？窃见二圣崇奉大祀，严恭寅畏，度越古今，四万来观，莫不悦服。今车驾方宿斋太庙，而内中车子不避仗卫，争道乱行，臣愚窃恐於观望有损，不敢不奏。乞赐约束，仍乞取问随行合千勾当人施行。取进止。”时轼为卤簿使导驾，内中朱红车子十馀辆，有张红盖者，争道乱行於乾明寺前，轼於车中草此奏。奏入，上在太庙，驰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。明日，中使传命申敕有司，严整仗卫，自皇后以下皆不复迎谒中道。
先时，元祐五年五月夏至，祭皇地祇，命尚书右丞许将摄事。将言：“王者父天母地，三岁冬至，天子亲祠，遍享宗庙，祀天圜丘，而夏至方泽之祭，乃止遣上公，则皇地祇遂永不在亲祠之典，此大阙礼。望博诏儒臣，讲求典故，明正祀典，为万世法。”诏礼部、太常寺及两省侍从官集议以闻。於是翰林学士兼侍读顾临等八人，请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，俟将来亲行北郊之礼，则合祭可罢。临与祖禹又言：“天地特祭，经有明文，然自汉以来，千有馀年，不能行之矣。宋兴，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，其不合祭者，惟元丰六年一郊耳。去所易而就所难，虚地祇之大祭，失今不定，後必悔之。”吏部侍郎范纯礼、彭汝砺、户部侍郎范子奇、礼部侍郎曾肇、刑部侍郎王觌、丰稷、权知开封府韩宗道、枢密都承旨刘安世、中书舍人孔武仲、陈轩、太常少卿盛陶、宇文昌龄、侍御史王畏、监察御史董敦逸、黄庆基、左司谏虞策、礼部郎中孙路、员外郎欧阳棐、太常丞韩治、博士朱彦、宋景年、阎本等二十二人，皆主北郊之议，而武仲又请以孟冬纯阴之月，诣北郊亲祠，如神州地祇之祭。杜纯议请南郊之岁，设望祠位於苑中，置权火，夏至命上公摄事，每献举权火。诏依王钦臣议，宜如祖宗故事，并祭天地一次。汝砺、肇复上疏论合祭非是，文多不载。九月，三省上顾临等议，太皇太后曰：“宜依仁宗皇帝故事。”吕大防言：“国朝以来，大率三岁一亲郊，并祭天地、宗庙，因行赦宥，颁赏军士，遂以为常。今诸儒献议，欲南郊不设皇地祇位，惟祭昊天上帝，於祖宗之制未见其可。”苏辙曰：“自熙宁十年，神宗皇帝亲祠南郊，合祭天地，今十五年矣。皇帝即位又已八年，未尝亲见地祇，乃朝廷阙典，不可不正。”范百禄言：“圜丘无祭地之礼，《记》曰：‘有其废之，莫可举也。’先帝所废，稽古据经，未可轻改。”大防又言：“先帝因礼文所建议，遂令诸儒议定北郊祀地之礼，然未经亲行。今皇帝临御之始，当亲见天地，而地祇之位独不设，恐亦未安。况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，庆赉将士，非三岁一行，则国力有限。今日宜为国事勉行权制，俟异时议定北郊制度及太庙享礼，行之未晚。”太皇太后以吕大防之言为是。苏颂、郑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，必郊见天地，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，恐未合古。乃下诏曰：“国家郊庙特祀，祖宗以来，命官摄事，则三岁一亲郊，则先享清庙，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。元丰间，有司援周制，以合祭不应古义，先帝乃诏定亲祠北郊之仪，未之及行。是岁，郊祀不设皇地祇之位，而宗庙之享率如权制。朕方修郊见天地之始，其冬至日南郊，宜依熙宁十年故事，设皇地祇位，以严并况之报。厥後躬行方泽之祀，则修元丰六年五月之制，俟郊礼毕，集官详议典礼以闻。”
礼部尚书苏轼言：“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，享答实蒙休应，然则圜丘合祭，允当天地之心，不宜复有改更。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，圜丘祀天而不祀地，不过以谓：‘冬至祀天於南郊，阳时阳位也；夏至祀地於北郊，阴时阴位也。以类求神，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。’是大不然。冬至南郊既祀上帝，则天地百神莫不从祀。古者，秋分夕月於西郊，亦可谓阴时阴位矣，至於从祀上帝，则冬至而祀月於南郊，议者不以为疑。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於圜丘，独以为不可，则过矣。《书》曰：‘肆类於上帝，禋於六宗，望於山川，遍於群神。’舜之受禅也，自上帝、六宗、山川、群神，莫不毕告，而独不告地祇，岂有此理哉？武王克商、庚戍，柴、望。柴，祭上帝也；望，祭山川也。一日之间，自上帝而及山川，必无南北郊之别也，而独略地祇，岂有此理哉？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，并祀地祇矣。何以明之？《诗》之序曰：‘《昊天有成命》，郊祀天地也。’此乃合祭天地，经之明文，而说者乃以比之《丰年》秋冬报也，曰：‘秋冬各报，而皆歌《丰年》，则天地各祭，而皆歌《昊天有成命》也。’是大不然。《丰年》之诗曰：‘丰年多黍多稌，亦有高廪，万亿及秭，为酒为醴，烝畀祖妣，以洽百礼，降福孔皆。’歌於秋可也，歌於冬亦可也。《昊天成命》之诗曰：‘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，成王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密，於缉熙，单厥心，肆其靖之。’终篇言天而不及地。颂以告神明也，未有歌其所不祭，祭其所不歌也。今祭地於北郊，独歌天而不歌地，岂有此理哉？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，则地祇在焉。歌天而不歌地，所以尊上帝，故其序曰‘郊祀天地也’。议者乃谓合祭天地，始於王莽，以为不足法。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，不当以人废。光武皇帝，亲诛莽者也，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。谨按《後汉书·郊祀志》：建武二年，初制郊兆於洛阳，为圜丘八阶，中又为重坛，天地位其上，皆南乡，西上。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又按《水经注》，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圜丘东，大魏郊天之所，准汉故事，为圜丘坛八阶，中又为重坛，天地位其上。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唐睿宗将有事於南郊，贾曾议曰：‘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，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。郊之与庙，皆有禘也。禘於庙，则祖宗合食於太祖；禘於郊，则地祇群望皆合食於圜丘，以始祖配享。盖有事之大祭，非常祀也。’《三辅故事》：‘祭於圜丘，上帝、后土位皆南面。’则汉尝合祭矣。‘时褚无量、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。明皇天宝元年二月，敕曰：‘凡所祠享，必在躬亲，朕不亲祭，礼将有阙。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。‘是月二十日，合祭天地於南郊，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。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今议者欲冬至祀天，夏至祀地，盖以为用周礼也。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。古者，一岁祀天者二，明堂享帝者一，四时迎气者五，祭地者二，享宗庙者四，此十五者，皆天子亲祭也。而又朝日、夕月、四望、山川、社稷、五祀及群小祀之类，亦皆亲祭此周礼也。太祖皇帝受天眷命，肇造宋室，建隆初郊，先享宗庙，乃祀天地。自真宗以来，三岁一郊，必先有事景灵宫享太庙，乃祀天地，此国朝之礼也。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，而岁岁行之，不以为难；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，而三岁一行，不以为易，其故何也？古者，天子出入，仪物不繁，兵卫甚简，用财有节，而宗庙在大门之内，朝诸侯，出爵赏，必於太庙，不止时祭而已。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，能守此则天下服矣。是故岁岁行之，率以为常。至於後世，海内为一，四方万里，皆听命於上，机务之繁，亿万倍於古，日力有不能给。自秦汉以来，天子仪物日以滋多，有加无损，以至於今，非复如古之简易也。今之所行，皆非周礼。三年一郊，非周礼也；先郊二日而告原庙，一日而祭太庙，非周礼也；郊而肆赦，非周礼也；优赏诸军，非周礼也；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，非周礼也；自宰相、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，非周礼也。此皆不改，而独於地祇，则曰’周礼不当祭於圜丘，‘此何义也哉？议者必又曰：‘夏至不能行礼，则遣官摄祭，亦有故事。‘此非臣之所知也。《周礼·大宗伯》，若王不与祭祀，则摄位。郑氏注曰：‘王有故，则代行其祭事。‘贾公彦疏曰：‘有故，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。‘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。後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，故命有司行事，其所从来久矣。若亲郊之岁，遣官摄事，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。议者必又曰：‘省去繁文末节，则一岁可以再郊。‘臣将应之曰：‘古者，以亲郊为常礼，故无繁文；今世以亲郊为大礼，则繁文有不能省也。若帷城、幔屋，盛夏则有风雨之虞。陛下自宫入庙，自庙出郊，冠通天，乘大辂，日中而舍，百官卫兵暴露於道，铠甲具装，人马喘汗，皆非夏至所能堪也。王者父事天，母事地，不可偏异。事天则备，事地则简，是於父母有隆杀也，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？国家养兵，异於前世。自唐之时，未有军赏，犹不能岁岁亲祠，天子出郊，兵卫不可简省，大辂一动，必有赏给。今三年一郊，倾竭帑藏，犹恐不足，郊赉之外，岂有复加。若一年再赏，国力将何以给？分而与之，人情岂不失望？‘议者必又曰：‘三年一祀天，又三年一祭地。‘此又非臣之所知也。三年一郊，已为疏阔，若独祭地而不祭天，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。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。如此，则典礼愈坏，欲复古而背古益远，神祇必不顾享，非所以为礼也。议者必又曰：‘当郊之岁，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，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。‘此又非臣之所知也。夫所以议此者，为欲举从周礼也。今以十月易夏至，以神州代方泽，不知此周礼之经邪，变礼之权邪？若变礼从权而可，则合祭圜丘何独不可乎？十月亲祭地，十一月亲祭天，先地後天，古无是礼。而一岁再郊，军国劳费之患，尚未免也。议者必又曰：‘当郊之岁，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泽，上不亲郊，而通权火，天子於禁中望祀。’此又非臣之所知也。《书》之望秩，《周礼》之四望，《春秋》之三望，皆谓山川在四郊者，故远望而祭也。今所在之处，俯则见地，而云望祭，是为京师不见地乎？此六议者，合祭可否之决也。夫汉之郊礼，尤与古戾，唐亦不能如古。本朝祖宗钦崇祭祀，儒臣礼官讲求损益，非不知圜丘、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，盖以时不可行，是故参酌古今，上合典礼，下合时宜，较其所得，已多於汉唐矣。天地、宗庙之祭，皆当岁遍。今不得岁遍，是故遍於三年当郊之岁，又不能於一岁之中再举大礼，是故遍於三日。此皆因时制宜，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今并祀不失亲祭，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，二者孰为重乎？若一年再郊，而遣官摄事，是长不亲事地也。三年间郊，当祀地之岁，而暑雨不可亲行，遣官摄事，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。夫分祀天地，决非今世之所能行，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、神宗熙宁之礼，无更改易郊祀庙享，以亿宁上下神祇。仍乞下臣此章，付有司集议，如有异论，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，使皆屈伏，上合《周礼》，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，不可但执《周礼》，更不论今可与不可施行，所贵严祀大典，以时决定。取进止。”贴黄称：“唐制，将有事於南郊，则先朝献太清宫，朝享太庙，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，先一日享太庙。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。臣谨按：武王克商，丁未祀周庙，庚戌柴望，相去三日，则先庙後郊，亦三代之礼也。”
初，诏议北郊典礼，苏轼主合祭之说，从之者五人；刘安世主分祭之说，从之者四十人；又有三人，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；又有一人，欲上不亲祠，而通权火，天子於禁中望拜。既而朝廷复送下三状，再令详定。安世复议，略云：“苏轼谓合祭圜丘，於礼为得，不可复改。臣等谨按《周礼》，天子亲祀上帝凡九，国朝三岁一郊，固已疏阔，岂可因循谬误，不加考正？古者，求神以类。天，阳物也；地，阴物也。岁、月、日、时、方位、牲器、乐舞，皆从其类。今议者於圣人成法则弃而不行，猥用王莽不经之说，至引夫妇同牢私亵之语，黩乱天地，又引《昊天有成命》之诗以为证。臣等切详此诗终篇未尝有合祭之文，序乃後儒之辞，亦谓成周之世，圜丘、方泽，各歌此诗，以为乐章耳。如《潜》之序曰：‘季冬献鱼，春荐鲔也。’《丰年》之序曰：‘丰年秋冬报也。’《噫嘻》之诗曰：‘春夏祈榖於上帝也。’如此之类，不知为一祭邪，抑二祭邪？若郊祀赐予，乃五代姑息之弊法，圣朝宽仁，不欲遽罢，若分而为二，何所不可？议者乃欲因此造为险语，以动上听；又引祸福殃咎之说，劫持朝廷，必欲从己，甚无谓也。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礼，而苏轼之议皆後世之便宜，权之与正，决不可合。伏望圣慈详审其当，上以体神考之志，下以正千载之惑，岂胜幸甚！”方送同议官签书，其徒驰告轼曰：“若刘承旨议上，决恐难答。”时苏辙为门下侍郎，遂白辙令请降旨罢议，安世议状竟不得上。
绍圣元年，诏：“罢合祭天地，自今因大礼之岁，以夏至之日，躬祭地祇於北郊。应缘祀事仪物及坛壝、道路、帷宫等，宜令有司参酌详具以闻。”盖用蔡京等议。然北郊亲祠，终帝世未克举云（详见《祀后土门》）。
左司员外郎曾旼言：“周人以气臭事神，近世易之以香。按何佟之议，以为南郊、明堂用沈香，本天之质阳所宜也；北郊用上和香，以地於人亲、宜加杂馥。今令文北极天皇而下皆用湿香，至於众星之位，香不复设，恐於义未尽。”礼部、太常寺议，众星随其方色用币，每陛各设香。从之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