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太祖开平二年十一月，自东京赴洛都行郊天礼，自石桥备仪仗至郊坛。
三年正月，以河南尹张宗奭为南郊大礼使（故事，皆以宰相为之，今用河南尹充，非常例也）。
周太祖广顺三年九月，太常礼院奏：“准敕定郊庙制度，洛阳郊坛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，圜丘四成，各高八尺一寸，下广二十丈，再成广十五丈，三成广十丈，四成广五丈。十有二陛，每节十二等。燎坛在泰坛之丙地，方一丈，高一丈二尺，开上南出户，方六尺。请下所司修奉。”从之（时周太祖将拜南郊，故修奉之）。
梁太祖南郊二（开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，其年十一月二日）。
後唐庄宗南郊一（同光二年二月一日）。
明宗南郊一（长兴元年二月二十一日）。
周太祖南郊一（显德元年正月一日）。
宋初，因唐旧制，每岁冬至圜丘，正月上辛祈榖，孟夏雩祀，季秋大享，凡四祭昊天上帝。亲祀则并皇地祇位。作坛於国城之南薰门外，依古制四成，十二陛，三壝。设燎坛於内坛之外丙地，高一丈二尺。又设皇帝更衣大次於坛外东壝东门之内道北，南向。
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，亲郊，奉宣祖配，大赦改元。
先是，诏以冬至有事南郊，有司言：“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，皇帝始郊，不应近晦。”乃改用十六日甲子。太常博士和岘言：“祭不欲数。今十一月十六日亲祀南郊，请权停二十七日南至之祀。”从之。十三日，上宿斋於崇元殿，翌日，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执镇圭，乘玉辂，由明德门出，群臣夹侍，卤簿前导，赴太庙。五鼓，朝享礼毕。质明，乘辂赴南郊，斋於帷宫。上初诣太庙，乘玉辂，左谏议大夫崔颂摄太仆，上问仪仗名物甚悉，颂应对详敏，上大悦。十六日，服衮冕，执圭，合祭天地於圜丘，以皇弟开封尹光义为亚献，兴元尹光美为终献。将升坛，有司具黄褥为道，上曰：“朕洁诚事天，不必如此。”命彻之。还宫，将驾金辂，顾左右曰：“於典故可乘辇否？”对以无害，乃乘辇。壬申，以南郊礼成，大宴广政殿，号曰“饮福”。自是为例。
五代以来，宰相为大礼使，太常卿为礼仪使，御史中丞为仪仗使，兵部尚书为卤簿使，京府尹为桥道顿递使。宋制，大礼、顿递如旧，而大礼使或以亲王为之，又专以翰林学士为礼仪使，其仪仗、卤簿使或以他官充（是年，司徒兼侍中范质为南郊大礼使，翰林学士承旨、礼部尚书陶榖礼仪使，刑部尚书张昭卤簿使，御史中丞刘温叟仪仗使，皇弟开封尹光义桥道顿递使）。太平兴国元年，始铸五使印。
石林叶氏曰：“南郊五使，唐制甚详。考於《会要》，才见长庆後有以太常卿为礼仪使，御史中丞为大礼使尔，不知礼仪、大礼何以为别也？其以宰相为大礼使，礼部尚书为礼仪使，御史中丞为仪仗使，兵部尚书为卤簿使，开封尹为桥道使者，盖後唐之制，故本朝用之，但改太常卿为礼仪使尔。太常卿既不常置，而中丞、兵部官或阙，则例以学士及他曹尚书、侍郎代之。大礼掌赞相，卤簿掌仪卫，桥道掌顿递，礼仪掌礼物仪仗，无正所治事，但督察百司不如礼者而已。真宗东封西郊，尝专用辅臣，天禧後罢。至元符初，始召并用执政，遂著为令。”
《长编通考》曰：“恭考太祖南郊凡四，自後宿斋、朝享、仪礼、降赦率如初，惟开宝四年，始用绣衣卤簿。先是，大驾卤簿衣服、旗帜止以五采绘画。至是，尽易以绣。九年，以江表底定，方内大同，用申报谢，乃幸西京，以四月有事於南郊。先是，霖雨弥旬。及赴斋宫之日，雲物晴霁，观者如堵，咸相谓曰：‘我辈少逢乱离，不图今日复睹太平天子仪卫。’皆相对感泣。又考卤簿凡四等：大驾、法驾、銮驾、黄麾仗。大驾，郊祀、籍田、荐献玉清昭应景灵宫用之。”
按：梁太祖始建都於汴，然郊坛则在洛都。开平二年十一月南郊，帝自东京至洛都行礼，自石桥备仪仗至郊坛。三年正月，以河南尹张宗奭为南郊大礼使。後唐庄宗同光二年，帝祀南郊。初，梁均王将郊祀於洛阳，闻杨刘陷而止，其仪物具在。至是，张全义请上亟幸洛阳，谒庙毕，即祀南郊。从之。然则梁、唐行郊祀皆在洛阳。国初，始作郊坛於国城南薰门外。开宝九年，诏曰：“定鼎洛邑，我之西都；燔柴泰坛，国之大事。今江表底定，方内大同，祇遹景灵，用申报谢，乃眷西顾，郊兆存焉。将饬驾以时巡，躬展诚於阳位。朕今幸西京，以四月有事於南郊，宜令有司各扬所职。”以是观之，艺祖亲郊凡四，独是岁行之於洛阳。然凡郊必以阳至之月，独是岁以四月，乃是行大雩之礼，盖本非彝典。帝以洛都元有郊兆，是年又有欲徙都於洛之意，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礼云。
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丙申，郊，奉太祖配。
国初以来，南郊四祭及感生帝、皇地祇、神州凡七祭，并以四祖迭配。而太祖亲郊者四，并以宣祖配。上即位，以宣祖、太祖更配。是年，合祭天地，始奉太祖升侑焉。雍熙元年，郊，扈蒙定礼，奏言：“《经》曰：‘严父莫大於配天。’请以宣祖配天，太祖配上帝。”乃用其议，识者非之。淳化四年，礼仪使苏易简上言：“按：唐永徽中，以高祖、太宗同配上帝。欲望亲祀郊丘，奉宣祖、太祖同配；共常祀孟春祈榖、孟冬神州、季秋大享，以宣祖崇配；冬至圜丘、夏至北郊、孟夏雩祀，以太祖崇配。”从之。
淳化三年，礼仪使言：“皇帝亲郊，故事，在京并去圜丘十里内神祠及所过桥道，并差官致祭，而独遗太社、太稷、文宣、武成王等庙。今请事出宫前一日，遣官致祭。”从之。
至道三年十一月，时真宗已即位，有司上言：“冬至祀圜丘、孟夏雩祀、夏至祭方丘，请奉太宗配；上辛祈榖、季秋大享明堂，奉太祖配；上辛祀感生帝、孟冬祀神州地祇，奉宣祖配；其亲郊圜丘，奉太祖、太宗并配。”诏可。
大中祥符四年，职方员外郎、判太常礼院孙奭言：“准礼，冬至祀圜丘，有司摄事，以天神六百九十位从祀。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，天皇大帝以下并不设位。且太昊、勾芒惟孟夏雩祀、季秋大享及之，今乃祀於冬至，恐未叶宜。”诏两制及崇文院详定。翰林学士晃迥等言：“按《开宝通礼》：圜丘，有司摄事，祀昊天、配帝、五方帝、日月、五星、中外官、众星、总六百八十七位；雩祀、大享，昊天、配帝、五天帝、五人帝、五官、总十七位；方丘，祭皇地祇、配帝、神州、岳镇、海渎七十一位。今司天监所设圜丘、雩祀、明堂、方丘并十七位，即是方丘有岳、渎从祀，圜丘无星辰，而反以人帝从祀。参详故事，实为阙典。望如奭所请，以《通礼》神位为定。其有增益者，如後敕。”奏可。
景德三年，崇文院检讨陈彭年言：“《礼记·月令》，正月天子以元日祈榖於上帝。注云：‘为上辛祈榖，郊祀昊天上帝。’又《春秋传》曰：‘启蛰而郊，郊而後耕。’盖春气初至，农事方兴，郊祀昊天，以祈嘉榖，故当在建寅之月，迎春之後矣。自晋泰始二年，始用上辛，不择立春之先後。齐永明元年，立春前郊，议者欲迁日，王俭启云：‘宋景平元年、元嘉六年，并立春前郊。’遂不迁日。其後吴操之又云：‘应在立春後。’然则左氏所记启蛰而郊，乃三代彝章，百王不易。王俭所启郊在春前，乃後世变礼，经籍无闻。载详《月令》正月元日祈榖，则明在正月之辛；左氏‘启蛰而郊，郊而後耕’，则明在立春之後。参较其义，焕然无疑。来年正月十日立春，三日上辛祈榖，斯则袭王俭之末议，违左氏之明文，礼有未安，事当复古。”
乾兴元年，真宗崩，诏礼官定迁郊祀配帝，乃请：“孟春上辛祈榖、孟冬祭神州地祇，以太祖配；孟夏雩祀、冬至祀昊天上帝、夏至祭皇地祇，以太宗崇配；上辛祀感生帝，以宣祖配；季秋大享明堂，以真宗崇配；皇帝亲祀郊丘，以太祖、太宗崇配。”奏可。
故事，三岁一亲郊，不郊辄代以他礼，庆赏与郊同，而五使皆辅臣，不以官之高下。天圣二年，翰林学士领仪仗，御史中丞领卤簿，始用官次。
天圣五年十一月癸丑，郊，以翰林学士宋绶摄太仆，陪玉辂。上问仪物典故，绶占对辨给，因使绶集群官撰集《天圣卤簿图记》上之。礼仪使请郊後诣玉清昭应、景灵宫。诏郊前享景灵，近臣奏告；玉清昭应择日恭谢。大礼使王曾请节庙乐，帝曰：“三年一享，不敢惮劳也。”三献终，增礼生七人，各引本宝，太祝升殿彻豆。三日，又斋长春殿，谢玉清昭应宫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