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圜丘歌乐辞‖降神，奏《昭夏》辞一首。皇帝升坛，奏《皇夏》辞一首，登歌辞一首。皇帝初献，奏《诚夏》辞一首。皇帝既献，奏文舞辞一首。皇帝饮福酒，奏《需夏》辞一首，武舞辞一首。送神，奏《昭夏》辞一首。皇帝就燎，还大次，并奏《皇夏》辞同上。
唐高祖武德初，定令每岁冬至，祀昊天上帝於圜丘，以景帝配，五方上帝、天文并从祀（坛於京城明德门外道东二里。四成，成各高八尺一寸，下成广二十丈，再成广十五丈，三成广十丈，四成广五丈。五方上帝、日、月、内官、中官、外官、众星皆从祀。其五方帝及日、月七座，在坛第二等；内官、五星以下五十五座，在第三等；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，在第四等；外官百一十二座，在外壝之内；众星三百六十座，在外壝之外）。上帝及配帝用苍犊各一，五方帝及日、月用方色犊各一，内官以下加羊豕凡九。孟春辛日祈榖，祭感帝於南郊，以元帝配（牲用苍犊二）。
高宗显庆二年，诏：“南郊祈榖、孟春雩、明堂大享，皆祭昊天上帝，罢感帝祠。”
太尉长孙无忌议曰：“据《祠令》及《新礼》，并用郑元六天之义，圜丘祀昊天上帝，南郊祭太微、感帝，明堂祭太微、五天帝。臣等谨按：郑元此义唯据《纬书》，所说六天，皆谓星象，而昊天上帝不属穹苍。故注《月令》及《周官》，皆谓圜丘所祭昊天上帝为北辰星曜魄宝。又说《孝经》‘郊祀后稷以配天’，及明堂严父配天，皆为太微五帝。考其所说，舛谬特深。按《易》云：‘日月丽乎天，百榖草本丽乎地。’又云：‘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’足明辰象非天，草木非地。《毛诗传》云：‘元气昊天，则称昊天；远视苍苍，则称苍天。’天以苍昊为体，不入星辰之例。且天地各一，是曰‘两仪’。天尚无二，焉得有六？是以王肃群儒咸駁此义。又检太史《圜丘图》，昊天上帝座外，别有北辰座，与郑义不同。得太史令李淳风等状称：昊天上帝图位自在坛上，北辰自在第二等，与北斗并列，为星官内座之首，不同郑元据《纬书》之说。此乃羲和所掌，观象制图，推步有徵，相沿不谬。又按《史记·天官书》等，太微宫有五帝者，自是五精之神，五星所奉，以其是人主之象，故况之曰‘帝’，如房、心为天王之象，岂是天乎？《周礼》云：‘兆五帝於四郊。’又云：‘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。’唯称五帝，皆不言天，此自太微之神，本非穹昊之祭。又《孝经》云‘郊祀后稷’，别无圜丘之文。王肃等皆以为郊即圜丘，圜丘即郊，犹‘王城’、‘京师’，异名同实，符合经典，其义甚明。而今从郑说，分为两祭，圜丘之外，别有南郊，违弃正经，理深未允。且检吏部式，惟有南郊陪位，更不别载圜丘。式文既遵王肃，祠令仍行郑义，令、式相乖，理宜改革。”从之。
乾封初，诏依旧祀感帝。以有司议，又下诏依郑元义祭五天帝。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奏：“《显庆新礼》，废感帝祀为祈榖，祀昊天以高祖配。旧礼，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。今既依旧复祈榖为感帝，以高祖配者。高祖依新礼且配圜丘昊天上帝，更配感帝，便恐有乖周人禘喾而郊稷之义。今若禘、郊一祖同配，恐无所据。”从之。又诏圜丘以高祖、太宗并配（先是，太宗只配明堂）。
武太后临朝，垂拱元年，诏有司议圜丘、方丘及南郊、明堂严配之礼，以高祖、太宗、高宗三帝并配。
成均助教孔元义议曰：“《孝经》‘严父莫大於配天’，明配尊大之天，昊天是也。物之大者，莫大於天，推父比天，与之相配，行孝之大，莫过於此，以明尊严之极也。请奉太宗、高宗配昊天上帝於圜丘，义符《孝经》、《周易》之文。神尧肇开王业，应天顺人，请配感帝於南郊，义符《大》之文。又《孝经》云：‘宗祀文王於明堂。’文王但祖，而言宗者，亦是通武王之义。请奉太宗、高宗配祭於明堂，义符《周易》及《祭法》之文。”太子右谕德沈伯仪曰：“郑元注《祭法》：禘、郊、祖、宗，谓祭祀以配食。禘谓祭昊天於圜丘，祭上帝於南郊曰郊，祭五帝、五神於明堂曰祖宗。伏寻严配之文，於此最为详备。得礼之序，莫尚於周，禘喾郊稷，不闻於二主；明堂宗祀，始兼於两配。以文王、武王父子殊别，文王为父，上主五帝；武王对父，下配五神。《孝经》云：‘严父莫大於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昔者，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’不言武王以配天，则武王虽在明堂，礼未齐於配祭，既称宗祀，义独主於尊严。虽同两祭，终为一主。故《孝经纬》曰‘后稷为天地主，文为五帝宗’也。必若一神两祭便，则五祭十祠，祭献频繁，礼亏於数。此则神无二主之道，礼崇一配之义。窃寻贞观、永徽共遵专配，显庆之後，始创兼尊。必以顺古而行，实谓从周为美。高祖请配圜丘、方泽，太宗请配南郊、北郊。高宗制礼作乐，告禅升中，率土共休，普天同赖。窃惟莫大之孝，理当总配五天。”凤阁舍人元万顷等议：“谨按见行礼，昊天上帝等祠五所，咸奉高祖、太宗兼配。今议者引《祭法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孝经》之文，虽近稽古之词，殊失因心之旨。《诗》云：‘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。’《易》曰：‘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’敬寻厥旨，本合斯义。今若远摭遗文，近乖成典，慎终追远，良谓非宜。严父配天，宁当若是？伏据见行礼，高祖、太宗今既先配五祠，理当依旧无改。请奉高宗历配五祠。”制从万顷议。自是郊丘诸祀皆以三祖配。
按：并配之制始於唐。自郑康成有六天之说，魏、晋以来，多遵用之。以为曜魄宝亦天也，感生帝亦天也，均之为天，则配天之祖，其尊一也。至唐人始以曜魄宝、五帝皆星象之属，当从祀南郊，而不当以事天之理事之，善矣。然感帝之祠，既罢旋复，虽复其祠，而以为有天、帝之分、尊卑之别（永昌元年敕：“天无二称，帝是通名。承前诸儒，互生同异，乃以五方之帝亦谓之天。假有经、传互文，终是名实未当，称号不别，尊卑相浑。自今郊祀之礼，唯昊天上帝称天，自馀五帝皆称帝。”），遂於郊与明堂所配之祖，不无厚薄之疑，乃至每祭并配，而後得为严父之礼。然则周公亦岂厚於后稷而薄於文王乎？则曷若一遵初议，若郊、若明堂皆专祀昊天，各以一祖配之；而感帝之属，则从祀於天，於礼意人情为两得乎？
周武氏天册万岁元年，亲享南郊，始合祭天地。
中宗景龙三年，亲祀南郊，以皇后为亚献，仍补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，执笾豆，以韦巨源为终献。
时国子祭酒祝钦明、司业郭山恽等建言：“古者，大祭祀，后祼献以瑶爵。皇后当助祭天地。”太常博士唐绍、蒋钦绪駁之，以为：“郑元注《周礼·内司服》，唯有助祭先王先公，无助祭天地之文。钦明引《九嫔职》，大祭祀后祼献，则赞瑶爵。据天地大神，至尊不祼，天地尚质，亦无瑶爵，明此乃宗庙大祭祀之文。皇后不当助祭。”南郊国子司业褚无量等议，以为祭天惟以始祖为主，不配以祖妣，故皇后不应预祭。韦巨源定仪注，请依钦明议。上从之。
其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，阴阳人卢雅、侯艺等请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，以为吉会。右台侍御史唐绍奏曰：“礼所以冬至祀圜丘於南郊，夏至祭方泽於北郊者，以其日行缠次，极於南北之际也。日北极当晷度循半，日南极当晷度环周。是日一阳爻生，为天地交际之始。故《易》曰：‘《复》，见天地之心乎！’即冬至卦象也。一岁之内，吉莫大焉。甲子但为六甲之始，一年之内，隔月常遇，既非大会，晷运未周，唯总六甲之辰，助四时而成岁。今欲避环周以取甲子，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。”太史令傅孝宗奏曰：“准《漏刻经》，南陆北陆并曰校一分，若用十二日甲子，即欠一分，未南极，即不得为至。”上曰：“俗谚云：‘冬至长於岁’，亦不可改。”竟依绍议，以十三日乙丑祀圜丘。
元宗开元三年，左拾遗张九龄上表请郊祀，曰：“臣伏以天者，百神之君，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。自古继统之君，必有郊配之义，盖以敬天之命，以报所受。故於郊义，则不以德泽未洽，年榖不登，凡事之故而阙其礼。《孝经》云：‘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。’成王幼冲，周公居摄，犹用其礼，明不暂废。汉丞相匡衡亦云：‘帝王之事，莫重乎郊祀。’董仲舒又云：‘不郊而祭山川，失祭之序，且逆於礼，故《春秋》非之。’陛下御极以来，於今五载，既光太平之业，未行大报之礼，窃考经传，义或未通。况郊祀常典，犹阙其仪，有若怠於事天，臣恐不可以训。伏望以迎日之至，展燔柴之礼，则圣朝典则，可谓无遗矣。”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