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文帝南巡在颍阴,有司为坛於繁阳故城。庚午,登坛受绂,降坛视燎成礼,未有祖配。

明帝景初元年十月,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。诏曰:“曹氏系世,出自有虞氏。今祀圜丘,以始祖帝舜配;号圜丘曰皇皇帝天;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,以舜妃伊氏配;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,以太祖武皇帝配;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,以武宣后配;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,以配上帝。”

按:此以郊与圜丘为二处,用郑元之说。其时康成所注二《礼》方行,王子雍虽著论以攻之,而人未宗其说。然魏、晋而後,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,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,非如虞、夏四代之比。而康成之所谓配天者,以为周祀天於圜丘,以喾配,谓之禘;祀五帝於郊,以稷配,谓之郊;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,以文王配,谓之祖;祀五神於明堂,以武王配,谓之宗。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,而後可以举事,是以魏文帝之时,有郊祀而未有祖配,直至明帝时,复远取舜以配圜丘,然後以武帝配郊,以文帝配明堂,盖拘於康成支离之说。是以配天之祀,必俟奕世之後,又复上取之遥遥华胄以足之,然後可以行礼耳。

初,侍中高堂隆论郊祀事,以魏为舜後,推舜配天。其後蒋济著文以追诘隆,谓舜本姓妫,其後曰田。曹氏族出自邾,魏武作《家传》,自云曹叔振铎之後,又陈思王作《武帝诔》曰:“於穆武王,胄稷允周。”则非舜後明甚,而横祀非族,降黜太祖,不配正天,皆为缪妄。济曰:“夫虬龙神於獭,獭自祭其先,不祭虬龙也;麒麟、白虎仁於豺,豺自祭其先,不祭麒、虎也。如元之说,有虞以上豺、獭之不若邪?”

自正始以後,终魏代,不复郊祀。

孙权初称尊号於武昌,祭南郊,告天用元牡。自以居非中土,不修设。末年,南郊追上父坚尊号为吴始祖以配天。後王嗣位,终吴代不郊祀。

晋武帝即位,南郊燎告,未有祖配。

泰始二年,诏定郊祀。南郊除五帝座,五郊同称昊天,各设一座而已。时群臣议:五帝即天也,王气时异,故殊其号,虽名有五,其实一神。宜除五帝号,同称昊天。从之。二月丁丑,郊祀宣皇帝以配天。十一月,有司又议奏:“古者,丘,郊不异,宜并圜丘、方丘於南北郊,更修立坛兆。其二至之祀,合於二郊。”帝又从之。是月冬至,帝亲祀圜丘於南郊。自是後,圜丘、方泽不别立。

按:以圜丘即郊,五帝同一天,王肃之说。武帝,肃外孙也。故祀礼从其说。

太康三年,帝亲郊祀,皇太子、皇子悉侍祠。十年十月,诏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(见《五帝门》)。

诏:“郊祀、明堂礼乐,权用魏仪,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,但改乐章而已。”使傅元为之词。

《祠天地五郊夕牲歌》一。‖《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》一。‖《飨天地五郊歌》一。‖《天地郊明堂夕牲歌》一。‖《天地郊明堂降神歌》一。‖《天郊飨神歌》一。

元帝即位於建康,太兴二年,立南郊於已地,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,多依汉及晋初之仪。

三月辛卯,帝亲郊祀,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。时尚未立北坛,地祇众神并在天郊。

始议立郊祀仪。尚书令刁协等议,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。司徒荀组据汉献帝都许即便立郊,宜於此修奉。从之。

成帝咸和八年,制:“天郊则五帝之佐、日、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、文昌、北斗、三台、司命、轩辕、后土、太一、天一、太微、钩陈、北极、雨师、雷、电、司空、风、伯、老人,凡六十二神从祀。”

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,南郊,帝亲奉焉。祝文称“嗣天子臣某”。

安帝元兴三年,刘裕讨桓元,走之。已卯,告成功於南郊。是年,帝蒙尘江陵未反。其明年应郊,朝议以为宜依周礼,宗伯摄三公行事。尚书左丞王约之独曰:“郊天极尊,非天子不祀,无使皇舆不得亲奉。”从之。

郊庙牲、币、璧、玉之色,虽有成文,秦世多以骝驹(赤马黑鬣曰骝),汉则但云犊,未辨其色。江左南北郊同用元牲。

礼有事告祖祢宜社之文,未有告郊之典也。汉仪,天子之丧,使太尉告谥於南郊,他无闻焉。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,帝将东巡,以大军当出,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祀南郊。及文帝崩,太尉锺繇告谥南郊,皆有事於郊也。江左则废。

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上辛,帝亲祀南郊,大赦。

三年九月(时营阳王已即位),司空徐羡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。诏可。

孝武大明二年正月,有司奏:“今月六日南郊,舆驾亲奉;至时或雨,遂迁日,有司行事。”

有司奏:“按:魏代郊天值雨,更用後辛。晋代顾和亦云更择吉日,徐禅云晋代或丙或庚,并别有义。”“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禅,二年十一月庚寅冬至,祀天於圜丘,非专祈榖。又按《郊特牲》‘受命於祖庙,作龟於祢宫’者,谓告之,退而卜。则告义在郊,非告日也。今日虽有迁,郊祀不异,不应重告。”徐爰议以为:“郊祀用辛,何偃据《礼》,不应更告。毛血告牷之後,虽有事,得更应有司行事,不容迁郊。”参议:“宜於遇雨迁用後辛,不重告。”诏可。

南郊自魏以来,多使三公行事。

三年,移郊兆於秣陵牛头山西,在宫之午地(徐爰曰:“《礼记》:燔柴於泰坛,祭天也;迎日於南郊,就阳位也。晋代过江,郊祭悉在北,或南出道狭,多於已地。大宋造邦维新,宜移郊正午,以定天位。”)。

五年,有司奏郊用三牛。孝武崩,废帝以郊旧地为吉祥,移置本处。

齐高祖受禅,明年正月上辛,有事南郊而无配,牺牲之色因晋、宋故事。

武帝建元五年,正月,祀南郊。自兹以後,间岁而祀(时有司奏:“前代嗣位,或因前郊年,或自更始。今年正月已郊,未审明年应郊与否?”尚书令王俭议:“检晋明帝太宁五年南郊,其年九月崩,成帝即位,明年改元,即郊。简文咸安二年南郊,其年七月崩,孝武帝即位,明年改元,亦郊。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,其年二月崩,孝武嗣位,明年改元,亦郊。此二代明例,差可依仿。”祭酒张绪等并同。诏可)。

永明元年,立春前郊祀(王俭启云:“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,南郊,其月十一日立春;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,郊,其月八日立春。此近代明例,不以先郊後春为嫌,无烦迁日。”帝从之)。郊坛圆兆外内起瓦屋,形制宏壮(散骑常侍庾昙崇启云:“祭天尚质,秦、汉以来,郊兆坛域无立宫室,以明谦恭。”诏付外详。博士贺瑒议:“《周礼》:‘王旅上帝,张毡案。’以毡为床於幄中,不闻郊所置宫宇也。”虞炎议:“汉之郊祀,天子自竹宫遥拜,息殿去坛既远,奉祀毕,旋息於此,无嫌。”祠部郎中李撝议:“《周礼》:‘凡祭祀张其旅幕,张尸次。’尸则有幄。郑仲师云:‘尸次,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。’凡祭之文,既不止於郊祀;立尸之言,理亦关於宗庙。古则张幕,今也房屋,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;郊坛毡案,何为不转制檐甍?”遂不行昙崇议)。

梁武帝即位,南郊,为坛在国之南(坛高二丈七尺,径十八丈,其外再壝,四门),常与北郊间岁。正月,皇帝致斋於万寿殿,上辛行事(吴操之云:“启蛰而郊,郊应在立春後。”何佟之云:“今之郊祀,是报昔岁之功,而祈今年之福,故取岁首上辛,不拘立春先後。周之冬至圜丘,大报天也;夏正又郊,以祈农事。故有启蛰之说。”帝曰:“圜丘自是祭天,先农即是祈榖。祭昊天宜在冬至,祈榖必须启蛰。”),用特牛一,祀天皇大帝於坛上,攒题曰“皇天座(四年,佟之启“《周礼》称天曰神,今天攒宜题曰‘皇天座’。”)”,以皇考太祖文帝配,五帝、天文从祀(五方上帝、五官之神、太一、天一、日、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、太微、轩辕、文昌、北斗、三台、老人、风伯、雨师皆从祀。其五帝、二十八宿及风、雨师等座有坎,馀皆平地。王僧崇启曰:“五祀位在北郊,圜丘不宜重设。”帝曰:“五行之气,天地俱有,故宜两从。”僧崇又曰:“风伯、雨师皆箕、毕也,而今南郊祀箕、毕,复祭风伯、雨师,恐乖祀典。”帝曰:“箕、毕自是二十八宿,风伯、雨师即箕、毕下隶,两祭非嫌。”)。礼以苍璧制币,除鬯祼(佟之启:“按:鬯者盛以六彝,覆以画幂,备其文饰,施之宗庙。今郊有祼,恐乖尚质,宜革之。”帝依之),香用沉(取本天之质阳所宜),器以陶匏素俎,席用藁秸(太祝牒:“坛下神座,悉用白茅,俎以漆。”诏下议。八座奏:“《礼》云:‘观天下之物,务称其德。’则知郊祭俎不应漆。席用白茅,《礼》无所出。”於是改用素俎,五帝以下皆蒲席藁荐)。皇帝一献,再拜受福(帝以一献为质,三献为文,诏下议。博士陆玮等以为宗祧三献,义兼臣下,上天之礼,主在帝王。约理申义,一献为允。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献。惟皇帝受福,明上灵降祚,臣下不敢同)。太尉设燎坛於丙地,礼毕,器席有司埋之(佟之议曰:“《礼》:‘祭器弊则埋之。’今一用便埋,费而乖典。”帝曰:“荐席轻物,陶匏贱器,方还府库,容後秽恶。但弊则埋之者,谓四时祭器耳。”从有司烧埋之)。五年,迎五帝,以始祖配(时明山宾议,以始祖配飨五帝,从之)。十一年,帝曰:“《礼》‘祭月於坎’,由是阴义,乃别祭之仪。今兆南郊,既云就阳,理不应为坎。”遂废之(八座奏曰:“五帝之义,不应居坎。良由齐代圜丘小峻,边无神位。今丘形既广,请五帝座悉於坛上,外域二十八宿及风伯、雨师等座,悉停为坎”)。十七年,帝以威仰、魄宝俱是天神,於坛则尊,於下则卑。南郊所祭天皇,其五帝别有明堂之祀,不烦重设。又祭二十八宿无十二辰,於义阙然。南郊可除五帝祀,加十二辰与二十八宿,各於其方为坛。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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