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京之事，《班史》於祭祀仪文所述简略。卫敬仲撰《汉旧仪》，颇有正史所未见者，然其词多率，而叙述亦无甚伦序。如西汉未尝举高祖配天之祀，惟武帝作汶上明堂，祠泰一、五帝於明堂上坐，合高皇帝祠坐对之（服虔所注可见），而三岁郊见於雍畤、甘泉，则未尝有配天之祖也。今此谓高帝配天，而又言居堂下，则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。其义难晓，姑录以广异闻。
西汉郊祀之地凡三处：
雍五畤（其四畤秦所建；北畤高祖所建，领之祠官，岁时致祭。文帝十五年，方亲郊。是後凡三岁一郊）‖渭阳五帝庙（文帝用新垣平之说建。十六年，上亲郊，继而平诛，遂领之祠官，不亲祭）‖甘泉泰一祠武（帝用方士谬忌、公孙卿之说建。三岁一郊，与雍五畤更祠）
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，古今之通义，祀典之首也。舜摄政之初，类於上帝，禋於六宗，望於山川，遍於群神。汤代夏之初，用元牡，告於上帝神后。武王代殷之初，告於皇天、后土、所过名山大川。然则其所祀者，天与六宗、地与山川而已，初无祀五帝之文。《周颂》三十有一篇，曰郊，曰明堂，曰柴望，曰祈榖，曰报祭，曰类禡，所以告神明之事备矣，亦无祀五帝之乐章。而祀五帝之说，始於《周礼》，先儒各以其意为之训诂，以为五天帝者，曰灵威仰、赤熛怒、白招拒、叶光纪、含枢纽也；以为五人帝者，曰太皥、炎帝、黄帝、少皥、颛顼也。姑以五天帝言之，则此五帝皆天神之贵，主五方之事者，意其在祀典当与日月六宗并，而亚於祀天者也。秦襄公攻戎救周，列为诸侯而居西，自以为主少皥之神，作西畤，祠白帝。太史公读《秦记》，以为秦杂戎翟之俗，作西畤，用事上帝，僭端见矣。位在藩臣而胪於郊祀，君子惧焉。然以愚考之，襄公以其有国於西也，而祀少皥、白帝，是犹宋人之祀阏伯，晋人之祀实沈耳，非郊天也，太史公误矣（自汉人既以祭畤为郊天，太史公习见当时之事，而追尤秦襄之僭，其实非也）。继而诸畤并兴，或由梦蛇而为鄜畤，或因获石闻雉而为陈宝，或由雨金而为畦畤，又继而有青帝、黄帝、炎帝之祠，俱以畤名之。盖少皥、白帝，西方之神，秦祠之，宜也；而并及青帝、黄帝、炎帝，则非所祭而祭者也。至於鄜畤、陈宝之属，则皆秦中小神之为淫厉而惊动祸福者，秦人无知，亦为立畤，而同於诸帝之祠。汉人不考，复指四畤以为郊天之事。至高祖立黑帝祠，以备五畤，而五帝俱祠矣。然命有司进祠，上不亲往。呜呼！安有郊见上帝，而人主不亲其事者乎？往往见其所祠者，丛杂冗泛，是以姑诿之祠官修故事耳。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，而立渭阳五帝之庙；孝武采谬忌之说，而建太一、天皇之坛，始亲祠矣，而皆谓之郊见。夫郊，事天之礼也。诸方士言天神贵者泰一，泰一佐者五帝，则太一、五帝俱天上之神尔。以神为帝，以祀神为郊，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尝举行也（秦及汉初，以郊祀事天之礼奉五帝。至武帝时，方士谬忌言泰一贵於五帝者也，遂复以郊礼事泰一，而五帝坛环居其下，然终不闻举祀天之礼。至郑康成遂创为六天之说，以为泰一、五帝并昊天而六也，盖异名而同体也。然其说终难通，盖方士之说至为诞谩，然犹言天神贵者泰一，泰一佐者五帝，终不敢言泰一、五帝即天也。康成儒者，乃创六天之说，何哉？窃意泰一、五帝之在天，犹五岳、四渎之在地也。谓岳、渎非地固不可，而以方泽祠后土之礼事岳、渎亦不可，谓已祭岳渎，而遂废后土方泽之祠尤不可）。盖秦襄所祠少皥、白帝耳，然秦俗信鬼，好祠，至其子孙，遂并青、黄、赤帝而祠之。至汉高帝立黑帝祠，而以为事天之事毕矣。盖其祠本不经，而诸畤之怪妄尤甚。高祖明达者也，故虽有重祠敬祭之诏，而卒不亲享，其亦有见於此矣。汉初，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论是正，贾生贤而知礼者也，亲承宣室鬼神之问，亦不能引经援古，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仪，以革秦世之淫祠，惜哉！自是而後，郊畤祠礼之丰杀，每与方士之际遇相为盛衰。渭阳五帝之亲祠也以新垣平，平诛而帝怠於渭阳之祭；泰一诸祠之郊拜也以谬忌，忌亡而祠官领泰一之祠，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谓泰一、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。高祖创业之太祖，亦终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，岂不缪哉（按《郊祀志》：天子封泰山，欲治明堂奉高傍，未晓其制。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《明堂图》，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。及是岁修封，则祀泰一、五帝於明堂上坐，合高皇帝祠坐对之。服虔注曰：“汉是时未以高祖配天，故言对。光武以来乃配之。”盖汉时泰一、五帝之祠不一，其在甘泉者曰郊畤，三岁一亲祠，未尝以祖配；其在汶上者曰明堂，武帝封泰山时所建，方有高帝并祠，每修封则祀之。终帝之世五修封，而昭、宣之後无幸泰山修封之事，则废其祭矣。然高皇帝之所并祠者，泰一、五帝，不过天神之贵者，则非配天也）？至成帝时，匡衡请徙甘泉祠於长安，定南北郊。又言：“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，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。今郊雍、鄜、密、上、下畤，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，非礼所载。汉兴之初，仪制未定，即且因秦故祠，复立北畤。今既稽古，建定天地之大礼，郊见上帝，青、赤、白、黄、黑五方之帝皆毕陈，各有位馔，祭祀备具。诸侯所妄造，王者不当长遵，及北畤未定时所立，不宜复修。”天子皆从焉。及陈宝祠因是皆罢，并毁不应礼之祠四百七十五所，然後祀礼稍正。然终不能建议尽复三代以来郊祀明堂、严父配天之礼。而哀、平之间，怵於祸福之说，南北郊与甘泉五畤互为罢复，卒无定制。至王莽秉政，请复长安南北郊祭天，而以高帝配，善矣，然复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祭，则臆说不经为甚。盖莽将篡汉，故为是崇阴教以媚元后，而遂其盗权窃位之谋耳。或曰：“匡衡之论正矣，然史载初罢甘泉泰畤作南郊日，大风坏甘泉竹宫，折拔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馀。天子异之，以问刘向，而向以为不当革，上卒无继嗣，哀、平短祚，汉以中衰。议者惑焉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千金之家，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，而为之子孙者欲矫而正之，则所举者未必蒙福，而所废者祗以掇祸。如诸畤之神虽不正，然汉代秦而兴，不能以礼革之，方且信方士之言，愈加尊奉，侔於事天，其祭之也且历七世百五十馀年，则其灵飨暴著也久矣，固未易遽绝也（汉之中衰，诸儒刘向、谷永固尝预言之。向以人事，永以天运，然则固非废淫祠之咎也）。逮世祖中兴，建武郊天，即采用元始故事，而不复袭汉初之迹。甘泉诸畤，未尝领之祠官，加以尊奉，而亦不闻其能惊动祸福，以来纷纷之议，则以其绝之有素也。故曰：‘君子以作事谋始。’”
道家者流，其所言者炼养之事、符籙之术耳，然必以天帝诸神为宗。陈后山作《白鹤观记》，言汉两刘校中书为《七略》，其叙方伎则有神仙，诸子则有道家，而老、庄并焉。天地、神祇、三灵、百神，又皆出於礼官，而今之为道者合而有之，益以符咒法籙，捕使鬼物，皆老氏所不道。晦卷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为非，且谓释、老之学尽当毁废，纵使不能尽去，则老氏之学，但当自祀其老子、关尹、庄、列之徒以及安期生、魏伯阳辈，而他百祠自当领於天子之祠官，而不当使道家预之，庶乎其可也。然观太史公《封禅书》首叙帝舜类上帝、禋六宗、望山川、祠五岳之事，以至三代郊祀之礼，然後及秦、汉间不经之祠，且历叙始皇、孝武所得燕、齐方士怪诞矫诬之说，共为一书。班孟坚遂取以作《汉郊祀志》。盖秦、汉之君不能明理，以古先圣王报本反始之大典，视为求仙徼福之一事，故郊祀诸祠，其说多出於方士，作史者固不得而删之也。然少君、栾大、公孙卿、粤人勇之徒，其所言怪妄诸说，本无关於祠祀者，亦丛杂附见於封禅、郊祀之书，何耶？如此，则与道家之经典何异？迁、固儒者，而著书指意如此，固无怪黄冠师得以夤缘附会其说，而启後山、晦卷之叹也。要之，《郊祀志》只当叙说所祀天地百神本末，而诸方士之言当别立《方伎传》述之，乃为允当。道家以符籙役鬼之说，附会於天地百神，则迁、固封禅、郊祀之书实启之；以昊天上帝并列於所谓上九位天尊者，则郑康成六天之说实启之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