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氏曰：“愚按程、朱二先生之言，则天帝一也。以一字言，则祀天、飨帝之类；以二字言，则格於皇天、殷荐上帝之类；以四字言，则惟皇上帝、昊天上帝、皇天上帝之类；以气之所主言，则随时随方而立名，如青帝、赤帝、黄帝、白帝、黑帝之类。其实则一天也。是以前乎郑康成，如郑众、如孔安国注《书》，并无六天之说；郑康成後出，乃分为六天，又皆以星象名之，谓昊天上帝者北辰也，谓五帝者太微宫五帝座星也。夫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草木非地，则星象非天，天固不可以象求也。以象求天，是何异於知人之有形色、貌象，而不知其有心君之尊也？况又附以纬书，如北辰曰耀魄宝之类，缪妄不经，莫此为甚！且郑於此章注云：‘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’。既已知其为一矣，及考《月令》季夏、季冬两处有皇天上帝之文，郑氏又析而为二，以皇天为北辰耀魄宝，以上帝为太微五帝，随意曲说，前後乖违，以此释经，有同儿戏，是以王肃群儒引经传以排之。至晋泰始初，始合六天为一，而并圜丘於郊，似矣，然又谓五帝非天，而用《家语》之文，谓太皥、炎帝、黄帝、五人帝之属为五帝，则非也。夫有天地则有五行、四时有五行四时则有五帝，帝者，气之主也。《易》所谓‘帝出乎震’之类是也。果以五人帝为五帝，则五人帝之前，其无司四时者乎？郑则失矣，而王亦未为得也，夫祀天、祀五帝，皆圣人制礼之条目，非如郑氏分天以为六也。天犹性也，帝犹心也，五帝犹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之心，随感而应者也。是故‘四圭有邸，以祀天、旅上帝’。祀天专言天者，尊天之辞也；有故而祭则曰‘旅’，所以听命於帝，以主宰言之也。‘王祀昊天上帝，则服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。’昊天上帝者，天之大名也；五帝，分王於四时者也；祀五帝於四郊亦如之，所以致四时生物之功也。圣人制礼之条目，各有深意，其实则一天也。”
右诸儒言祀天、祀帝之名称。
《曲礼》：“天子祭天地。”疏曰：“天子祭天，其天有六。祭之，一岁有九：昊天上帝，冬至祭之，一也；苍帝灵威仰，立春之日，祭之於东郊，二也；赤帝赤熛怒，立夏之日，祭之於南郊，三也；黄帝含枢纽，季夏六月土王之日，亦祭之南郊，四也；白帝白招拒，立秋之日，祭之於西郊，五也；黑帝汁光纪，立冬之日，祭之於北郊，六也；王者各禀五帝之精气而王天下，於夏正之月，祭於南郊，七也；四月，龙星见而雩，总祭五帝於南郊，八也；季秋大飨五帝於明堂，九也。”
孙宣公奭曰：“岁九祭皆主於天，至日圜丘，正月祈榖，五时迎气，孟夏雩，季秋飨。惟至日其礼最大，故称曰‘昊天上帝。’”
程子曰：“古者，一年之间祭天甚多，春则因民播种而祈榖，夏则恐旱暵而大雩，以至秋则明堂，冬则圜丘，皆人君为民之心也。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见父母，人君不可一岁不祭天，岂有三年一亲郊之理！”
朱子曰：“凡说上帝者，总昊天上帝与五帝言之，皆称上帝也。如周礼岁有九祭，其四为祭天，其一为祭五帝，其礼若不同矣；《易》则但说享上帝，未尝分别，如曰‘圣人亨以享上帝’、‘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’。以此观之，凡说上帝者，是总说帝也。”
杨氏曰：“愚按：注疏言周礼一岁九祭天，孙奭亦言岁有九祭，但注疏正月郊谓祭感生帝，孙奭正月郊谓祈榖，二说不同。何也？注疏言祭感生帝，出於纬书；孙奭言正月祈榖，经有明证。学者以圣经为信，可也。又注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为合祭五帝，以经考之，《孝经》曰：‘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’上帝即天也，未闻有合祭五帝之说也。故程子以秋明堂、冬圜丘、春祈榖、夏大雩，四者皆祭天，斯言不可易矣。注疏以正月郊为祭感生帝，以季秋明堂、孟夏大雩为合祭五帝，九祭之中己失其三矣，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，立春祭苍帝，立夏祭赤帝，季夏祭黄帝，立秋祭白帝，立冬祭黑帝，六者庶几得之。而耀魄宝、灵威仰等名，又汨之以谶纬之说，则六者又胥失之矣。”详见《九祭本篇》。
右诸儒言古天子一岁祭天之数。
《记》：“郊之祭，大报天而主日，配以月（主日者，以其光明，天之神莫著焉）。”
晋大兴中，太常贺循言：“郊坛之上，尊卑杂位，千五百神，去圣久远，先代损益不同，皆无显据，疑非古圣扫地之意。”
朱子曰：“古时天地定是不合祭，日月、山川、百神亦无同合一时祭享之礼。当时礼数也简，仪从也省，必是天子躬亲行事，岂有祭天便将许多百神一齐排作一堆都祭？只看郊台阶级，两边是踏道，中间自上排下都是神位，更不通看。”
杨氏曰：“愚按：礼家或谓郊祀上帝则百神从祀，然乎？曰：郊之祭也，大报天而主日，配以月，传记屡言之。窃意垂象著明，莫大乎日月，日月之明，即天之明也。故祭天而主日，配以月，非必百神悉从祀也。《月令》：‘仲夏大雩帝，大雩之後，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；季秋大飨帝，大飨之後，乃使有司尝群神，告备於天子。’先後轻重，固有节文矣。以此类推之，祀天之後乃祭百神，盖可知也。莫尊於天，莫重於郊祀，精一以享，惟恐诚意之不至，岂容混以百神之祀乎？舜之嗣位也，肆类于上帝，而後禋于六宗，望于山川，遍于群神，非类于上帝之时合祀六宗、百神也。告祭之礼简矣，犹有先後之序，况郊祀大礼乎？《大司乐》言‘乐六变则天神皆降’者，至和感召，融液贯通，上帝降鉴，而百神皆降，犹銮舆顺动而千官景从者，理也。禋祀则专主乎昊天上帝，不容混也。按《三正记》曰：‘郊後必有望。’又《凡以神仕者》：‘以冬日至祭天神人鬼。’注云：‘致人鬼於祖庙。’盖用祭天之明日，恐百神亦然也。後之言礼也，失於讲明。後汉建武元年，采用前汉元始中合祭天地、六宗，群神从祀。二年正月，制郊兆於雒阳城南七里泰坛之上，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，不亦亵乎？晋贺循己疑其非古人扫地而祭之意，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。”
右诸儒言郊祭群神从祀之是非。
《周礼‖夏官‖节服氏》：“郊祀，裘冕二人，执戈，送逆尸，从车（裘冕者，亦从尸服也。裘，大裘也。从车，从尸送逆之往来。疏曰“尸服与王同，大裘；节服氏亦大裘，故二人皆裘冕执戈送逆尸。云‘从车’者，送逆皆从尸车後。”）。”
横渠张氏曰：“《节服氏》言郊祀送逆尸，从车，则祀天有尸也。天地、山川之类，非人鬼者，恐皆难有尸。《节服氏》言郊祀有尸，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。”
杨氏曰：“愚按：宗庙祭享有尸、有主者，圣人原始反终，而知死生之说，故设主、立尸为之庙貌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，而致其来格也。若天地、山川之类，形气常运而不息。有形气则有神灵，祭祀感通，其应如响，又焉用立尸为哉？《周官·太宰》：‘及祀之日，赞玉、币、爵之事。’谓玉、币所以礼神，王亲自执玉、币奠於神座，又亲酌以献神，如是而已。《曲礼》疏有说祀天无尸，古人盖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。经传所述宗庙有尸者多矣，未有言祭天之尸者，惟《尚书大传》有‘帝入唐郊，丹朱为尸’之说，《左氏传》述晋祀夏郊之事，始末为详，初无董伯为尸之说，而《国语》乃言之，其言不经，难以据信。张子曰：‘天地山川之类，非人鬼者，皆难有尸。《节服氏》送逆尸从车，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。’斯言也，非通於幽明之故者，其孰能知之？”
右诸儒言郊祀之尸。
《通典》：周制，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，（《尔雅》云：非人为谓之丘。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（郑云：“冬至祭天，圜丘所祀天皇大帝。”），礼神之玉以苍璧，其牲及币各随玉色（苍璧礼天，其尺寸文阙；放其器之色，象天色也），牲用一犊，币用缯长丈八尺，王服大裘，其冕无旒（郑司农云：“大裘，黑羔裘。既无采章，则冕亦无旒也。”），尸服亦然（以天体质，故王大裘以象之。既尸为神象，宜与王同服也。《周礼》：郊祀，二人裘冕送逆尸。又《士师职》：祀五帝则沃尸）。乘玉路，鍚樊缨十有再就，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，樽及荐菹醢器并以瓦，爵以匏片为之，以槀秸及蒲，但翦头不纳，为藉神席（所谓蒲越槀秸，槀秸藉天神，蒲越藉配帝），配以帝喾（郑元以为禘大於郊，喾尊於稷，故注《大宗伯》，言圜丘以喾配之）。其乐，《大司乐》云：“凡乐，圜锺为宫，黄锺为角，太蔟为徵，姑洗为羽。雷鼓、雷鼗、孤竹之管、雲和之琴瑟、《雲门之舞》。冬日至，於地上之圜丘奏之。若乐六变，则天神皆降，可得而礼矣（圜锺，夹锺也。夹锺主於房、心之气，房、心为大辰，天帝之明堂。黄锺生於虚、危之气，虚危为宗庙，以此为宫，角声类求之。雷鼓，八面鼓。孤竹，竹特生者。雲和，山名也）。”其感生帝，《大传》曰：“礼不王不禘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而以其祖配之（大祭曰禘，谓郊祭天。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。其神名，《春秋纬》云“苍则灵威仰，赤则赤熛怒，黄则含枢纽，白则白招拒，黑则汁光纪，皆用王岁之正月郊祭之，盖特尊焉。《孝经》云：“郊祀后稷以配天，配灵威仰也；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泛配五帝也）。”因以祈榖（《左传》曰：“郊祀后稷，以祈农事。”），其坛名泰坛（《祭法》：燔柴於泰坛），在国南五十里（《司马法》：百里为远郊，五十里为近郊）。礼神之玉用四圭有邸，尺有二寸；牲用傕犊，青币，配以稷；其配帝牲亦傕犊（即稷牛）。其乐，《大司乐》云：“乃奏黄锺，歌大吕，舞《雲门》，以祀天神（以黄锺、大吕之声为均也。黄锺，阳声之首，大吕为之合奏之，以祀天神，尊之也）。日用辛（《礼记》及《春秋》：鲁郊於建子月，日用辛）。又王者必五时迎气，以示人奉承天道、从时训人之义，故《月令》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，各迎其王气之神於其郊；其配祭以五人帝：春以太皥（迎气如迎春，祀灵威仰於东郊，以太皥、伏羲氏配座是也），夏以炎帝，季夏以黄帝，秋以少皥，冬以颛顼。”其坛位各於当方之郊，去国五十里内曰近郊，为兆位，於中筑方坛，亦名曰“泰坛”而祭之（如其方坛者，以其取象当方，各有方所之义。按：昊天上帝，天之总名，所覆广大，无不圜匝，故奠苍璧，其神位曰圜丘，皆象天之圜匝也。馀五帝则各象其方气之德，为珪、璋、琥、璜之形。《祭法》谓其神位以泰坛，是人力所为，非自然之物。以其各有方位，故名方坛）。礼神之玉，按《大宗伯》云：青珪礼东方；赤璋礼南方；黄琮礼地，则中央也，白琥礼西方；元璜礼北方（礼神者必象其类，珪锐象春物生也；半珪曰璋，夏象物半死也；琮八方，象地也；琥猛，象秋严也；半璧曰璜，象冬闭藏也，地上无物，惟见半天耳）。牲用犊及币，各随其玉色。乐与感帝同（即大司乐祀天神之乐也）。祭前期十日，王亲戒百官及族人，太宰又总戒群官曰：“某日有事於昊天上帝，各扬其职。百官废职服大刑！”乃习射於泽宫，选可与祭者（其容体比於礼，其节奏比於乐，而中多者得与於祭。比音毗志反）。其日，王乃致齐於路寝之室（散齐七日，致齐三日）。祭日之晨，鸡人夜呼晨，以叫百官，巾车鸣铃以应鸡人。典路乃出玉辂，建太常。大司乐既宿悬，遂以声展之，知完否。王将出，大司乐令奏《王夏》。王所过处之人，各於田首设烛，以照於路（所谓“乡为田烛”，恐王向郊之早也）。又丧者不哭，凶服者不敢入国门。祭前，掌次先於丘东门外道北设大次、小次（次，谓幄也。大幄初往所止居也。小幄，既接祭退俟之处。《祭义》：周人祭曰以朝及闇，虽有强力，孰能支之？是以退俟，与祭诸臣代有事焉），掌次张毡案，设皇邸（谓於次中张毡床，床後设板屏风，其上染鸟羽象凤凰色以覆之，以为饰是也），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东南，西面，大司乐奏圜锺为宫以下之乐以降神（若感生帝及迎气，则奏黄锺以下之乐）。次则积柴於丘坛上（谓积柴及牲体、玉帛），王亲牵牲而杀之（《太宰职》论祭天礼有云：“及纳亨，赞王牲事。”郑元云：“纳亨，牲将告杀，谓祭之晨也，既杀以授亨人。凡大祭祀，君亲牵牲，大夫赞。”）。次则实牲体、玉帛而燔之，谓之禋祀（以周人尚臭，烟气之臭闻者，所以报阳也。《韩诗外传》曰：“天子奉玉升柴，加於牲上而燔之。”）。次乃扫於丘坛上而祭，尸服裘而升丘也。王及牲、尸入时，乐章奏《王夏》、《肆夏》、《昭夏》（《大司乐》云：“王出入奏《王夏》，尸出入奏《肆夏》，牲出入奏《昭夏》。”但用夹锺为宫耳），就坐时，尸前置苍璧，又荐笾豆及血腥等，为重古之荐（郑元注《大司乐》云“先作乐致神，然後礼之以王而祀之。”《礼器》云：“郊血大飨腥。”）。王乃以匏片為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為朝踐之獻（鄭玄注《司尊彝》云：“唯有事於太庙，备五齐、三酒。”故崔灵恩推之以为圜丘明用五齐，馀感帝、迎气、神州等并自醴齐而下，四齐而已。不用圭瓒而用陶匏者，物无以称天之德，故但取天地之性）。五齐（五齐之中，泛齐味尤浊重。古贵质，故於大祭用之。馀见《祭天酒齐条》下），七献（宗庙九献，而天神七献者，宗庙之祭通数。尸未入前，王及后於奥中先行贰祼以降神，次七献，故有九也。天地大神至尊，不祼者，以其莫可称焉者也，故七献而已。又按：郊丘礼阙无文以书，唯《大宗伯》、《司尊彝》所陈酒齐，郑元及郑众皆以为宗庙之礼，今约《司尊彝》酌献五齐之次以为说。详见《祀天终始之序条》下）。毕献之後，天子舞六代之乐；若感帝及迎气，即天子舞当代之乐，其乐章用《昊天有成命》也（古制，天子亲在舞位）。说曰：“郊丘之说互有不同，历代诸儒各执所见，虽则争论纷起，大凡不出二涂：宗王子雍者，以为天体唯一，安得有六？圜丘之与郊祀，实名异而体同。所云帝者，兆五人帝於四郊，岂得称之天帝，一岁凡二祭也？宗郑康成者，则以天有六名，岁凡九祭，盖以祭位有圜丘、泰坛之异，用乐则黄锺、圜锺有差，牲乃傕、苍色殊，玉则四珪、苍璧。祭名且同称禋祀，祭服又俱用大裘，略举大纲，不复悉数。恭惟国章并行二《礼》，可谓叶於时宜矣。历代所行，亦参《二礼》异同之论。”
按：古者郊天之礼，其制度、品节参见於经传诸书。惟《祭法》首章言四代配天之祖，《郊特牲》“郊之祭也”一章言郊之义数，仪文未备，而其他之载於二《礼》诸书者，多通言祭天，非直郊祀也。且或散见於百官之职掌（如《玉人》、《典瑞》只说礼神之玉，《酒人》只说酒齐，《典路》只说车辂，《司服》只说祭服之类），或错见於《礼经》之总论（如《礼运》、《礼器》、《郊特牲》、《祭法》等篇所言祭祀，或通论郊社，或通说天神地祇人鬼之类），披纷散轶，未有能会通其纲目之详，次第其始终之序者。惟杜氏《通典》首段叙致颇有条理，然《礼经》简略，杜氏所叙多以注疏之意补之，而注疏之说乖异多端。盖《经》之所言曰“天”，曰“上帝”，曰“五帝”，而郑康成以为有六天，王子雍以为天一而已。二家之说，於天之名义尚复差异如此，则其所言礼文之节奏，以补正经之所未备者，果可尽信乎？王、郑俱生於去圣千载之後，各以其学臆为之说，然王说正大，郑说穿凿，先儒尝备言之矣。《通典》盖一遵郑注，而又不敢废王说者也，是以论其事於木段之末。至近世三山信斋杨氏得考亭、勉斋之遗文奥义，著为《祭礼》一书，始蒐辑《经》、《传》之散漫者而会通之，而祀天之礼物、乐舞与其行事始终之序，可以概见。辨析诸儒议论之同异者而折衷之，而天帝之名称，祀数之多寡，从祀尸、主之有无，可以理推。词义正大，订核精深，足为千载不刊之典，然其所述一本经文，不复以注疏之说攙补，故经之所不及者，则阙略不接续，又似不如《通典》此段之通畅易看。故以杨氏《祭礼》及所采诸儒辨正议论，具列於先，而复采《通典》所述於後，以备见古人祀天之礼文云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