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宗永泰中，置内枢密使，始以宦者为之，初不置司局，但有屋三楹，贮文书而已。其职掌惟承受表奏於内中进呈，若人主有所处分，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。永泰中，宦官董廷秀参掌枢密事。元和中，刘光琦、梁守谦为枢密使。长庆中，王守澄知枢密事。旧左、右军容多入为枢密，亦无视事之厅。後僖、昭时，杨复恭、西门季元欲夺宰相权，乃於堂状後帖黄，指挥公事，此其始也。後梁革唐世宦官之弊，开平元年，改枢密院为崇政院，命敬翔为使，始更用士人。其备顾问、参谋议於中则有之，未始专行事於外也。唐庄宗同光元年，复以崇政院为枢密院，命宰臣郭崇韬兼使，又置院使一人，然权侔宰相矣。晋天福中，以桑维翰知枢密院事；四年，废枢密院（以刘处谦兼枢密，奏议多不称旨，及处谦丁内忧，遂废其院）。开运元年复置，以宰臣桑维翰兼使。周显德六年，范质、王溥并参知枢密院事。
宋朝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，号为“二府”。院在中书之北，印有“东院”、“西院”之文，而共为一院，但行东院印。建隆元年，以魏仁浦、吴兴祚为枢密使，赵普为副使，周末阙副使，至是始置。太平兴国四年，以石熙载为枢密直学士，以签书院事，直学士六人，备顾问应对，然未尝尽除，签书之名始此。淳化三年，以张逊知院事，温仲舒、寇准同知院事，同知院之名始此。治平中，以郭逵同签书院事，同签书之名始此。旧制，枢密院有使则置副使，有知院则置同知。如置知院，则当为副使者皆改同知；若置使，则同知复改为副使。熙宁元年，文彦博、吕公弼为使，韩绛、邵亢为副使。时陈升之三至枢府，神宗欲稍异其礼，乃以为知院，於是知院与使、副并置矣。元丰改官制，议者欲废密院归兵部。神宗曰：“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，故专命官统之，互相维制。”不从。然以密院联职辅弼，非出使之名，乃定置知院、同知院二人，馀悉置。职事多所釐正，细务分隶六曹，专以兵机军政为职，而契丹、国信、民兵、牧马犹总领焉。中兴初，有知院、同知院、签枢、同签枢，不置枢密使、副使。绍兴七年，张魏公既荐秦桧，未欲其与己并，又以故相不可除他官，乃先白高宗降旨，以本兵之地事权宜重，特除枢密使。秦桧首复除枢使，王敏节副之；既而张、刘二将并除枢密使，岳飞副之，合典故矣。近岁张俊、汪彻、虞允文、王炎、王淮、周必大、王蔺、赵汝愚继除枢使，其副止称同知，盖相承之误。
石林叶氏曰：“梁改枢密院为崇政院，唐庄宗复旧名，遂改为枢密院直学士。至明宗时，安重诲为枢密使。明宗既不知书，而重诲又武人，故孔循始议置端明殿学士二人，专备顾问，以冯道、赵凤为之，班翰林学士上，盖枢密院职事官也。本朝枢密院官既备，学士之职浸废，然犹会食枢密院。每文德殿视朝，则升殿侍立，亦不多除人。官制行，乃与职事皆为职名，为直学士之冠，不隶枢密院，升殿侍立，为枢密都承旨之任。每吏部尚书补外，除龙图阁学士；户部以下五曹，则除枢密直学士，相呼谓之‘密学’。”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唐世枢密使专以内侍为之，与他使均称内诸司，五代以来始参用士大夫，遂同执政。按《实录》所载，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，中书、枢密院文武百官并赴相国寺行香。初，枢密院言：‘旧例，国忌行香，惟密院使、副依内诸司例不赴，恐有亏恭恪。今欲每遇大忌日，与中书门下同赴行香。’从之。枢密使副、翰林枢密直学士并赴，自兹始也。然则枢密之同内诸司久矣。隆兴以来，定朝臣四参之仪，自宰臣至於郎官、御史，皆班列殿庭拜舞，惟枢密立殿上不预，亦此意云。”
按：枢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宠任宦者，故置内枢密使，使之掌机密文书，如汉之中书谒者令是也。若内中处分，则令内枢密使宣付中书门下施行，则其权任己侔宰相。至僖、昭间，杨复恭、西门季元之徒遂至於视事行文书矣。昭宗天复元年，既诛刘季述，乃敕：“近年宰相延英奏事，枢密院侍侧，争论纷然；既出，又称上旨未允，复有改易，挠权乱政。自今并依大中旧制，俟宰相奏事毕，方得升殿承受公事。”盖当时所谓枢密使者专横如此。朱梁惩唐弊，不用宦者；然徒知宦者之不可用，而不知枢密院之不必存也，乃复改为崇政院，以敬翔为使。至後唐而复枢密院，郭崇韬、安重诲相继领其事，皆腹心大臣，则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，三省之外复有一省矣。宋兴，始以枢密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，号称“二府”。然後枢密院之设始专有职掌，不为赘疣。然祖宗时枢密院官虽曰掌兵，亦未尝不兼任宰相之事。景德四年，中书命秘书丞杨士元通判凤翔府，枢密院命之掌内香药库，两府不相知，宣敕各下，乃诏：“自今中书所行事关军机及内职者，报枢密院；枢密院所行关民政及京朝官者，报中书。”是枢密院得以预除授之事也。又是年命宰臣王旦监修《两朝正史》，知枢密王钦若陈尧叟、参知政事赵安仁并修国史，是枢密院可以预文史之事也。至庆历以後，始以宰相兼枢密使，及元丰官制行，欲各主其名，遂不复兼。乃诏：“釐其事大小，大事，三省与密院同议进呈画旨，称三省、枢密院同奉圣旨，三省官皆同签书，付枢密院行之；小事，枢密院独取旨，行讫关三省。每朝，三省、枢密先同对，枢密院退待於殿庐，三省始留，进呈三省事，退，枢密院再上，进呈，独取旨，遂为定例。然熙宁初以司马温公为枢密副使，公以言新法不见听，力辞，上使人谓之曰：“枢密兵事也，官各有职，不当以他事辞。”其时文潞公亦在枢府，虽持正论，终不能抑新法之行。至哲宗初即位，蔡确为相，温公为门下侍郎，章惇知枢密院。温公欲复差役法，而确言：“此大事，当与枢密院同议取旨。”惇果驳温公所言。然则密院虽可以参谋三省之事，而又在所以委任之者如何。温公、潞公当熙宁之时，与国论不合，则欲其专任本兵，不预他事。蔡确当元祐之初，欲引章惇以自助，则欲其共立异议，阴排正人。至绍圣以後，则两府皆憸人附会绍述，更无异议，亦不复闻以文、马之俦参错其间矣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