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官，肇自黄帝有之，自後显者。夏太史终古，商太史高势。周则曰太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。而诸侯之国，亦置其官。又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引《周志》及《郑书》，似当时记事，各有其职。秦有太史令胡母敬。至汉武始置太史公，以司马谈为之。卒，其子迁嗣。卒後，宣帝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。其修撰之职，以他官领之，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己。自汉以前，职在太史（直《太史局》）；当王莽时，改置柱下五史，记疏言行，盖效古“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”。自後汉以後至於有隋，中间唯魏明太和中史职隶中书，其馀悉多隶秘书。唐武德初，因隋旧制，史官属秘书省著作局；至贞观三年间十二月，移史馆於门下省北，宰相监修，自是著作局始罢史职。及大明宫初成，置史馆於门下省之南，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，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。开元二十五年，宰臣李林甫监史，以中书地切枢密，记事者宜其附近。史馆谏议大夫尹焙遂奏移於中书省北，其地本尚药局内药院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古者史官，世掌其职，大臣不与，天子不观，故得直笔，取信於後世。其次则如贞观之制，史官日随仗入，随事记之，犹为近古。自李义府、许敬宗不许史官闻仗後事，以行其私，姚璹乃建令宰相撰时政记，意欲迷眩千古。令韦执谊又奏令史官撰日历。日历云者，犹起草也，将加是正而润色焉耳。苟数人者诚无私意，何用为是纷纷？以其请建之纷纷，则其诬上行私之心欲盖而益彰矣。夫天下有公是非，不为言语文字可以变移白黑，淆乱忠邪，故义府、敬宗、执谊之恶，至于今不泯。有志於垂名竹帛者，自修而已矣。”
宋制，监修国史一人，以宰相为之。修撰、直馆、检讨无常员，修撰以朝官充，直馆、检讨以京官以上充，掌修日历及典司图籍之事。凡国史，别置院於宣徽北院之东以藏之，谓之编修院。《东京记》云编修俗呼为史院。天圣修《真宗史》，欲重其任，降敕宰相为提举，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为修史，其同修史则以殿阁学士以上为之，编修官以三馆、秘阁校理以上及京官，史毕即停（《续会要》）。元丰改官制，日历隶国史案。每修前朝国史、实录，则别置国史、实录院，国史院以首相提举，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，馀侍从官为同修国史，庶官为编修官。实录院提举官如国史，从官为修撰，除官为检讨（《麟台故事》）。元祐复置国史院，隶门下省，明年又置国史院修撰，兼知院事。绍圣复以国史院归秘书省（《宰辅三馆题名》）。中兴即秘书省复建史馆，以修神宗、哲宗两朝实录，选本省官兼检讨、校勘，以侍从官充修撰。绍兴五年，又移史馆於省之侧，别为一所，以增重其事。至九年，修《徽宗实录》，乃即史馆开实录院；明年，以未修正史，诏罢史馆，并为实录院（绍兴初，实录、国史皆寓史馆。後罢史馆，遇修实录，即置实录院；遇修国史，即置修国史院）。著作局唯修纂日历（《中兴会要》）。宰相监修，但提大纲。检讨官搜阅、校对。惟修撰实专史职，只据所送到时政记（唐长寿中，姚璹请仗下所言，宰相撰录，号“时政记”，自璹始。五代以来，中书、枢密院皆致时政记。枢密院，直学士编修。太平兴国八年，苏易简为参政，自是中书皆参政编录，唯吕蒙正尝以宰相领其事。端拱以後，枢密院事皆送中书，同修为一书；及王钦若、陈尧叟始乞别撰，不关中书，直送史馆）、起居注（事见《左右史门》）铨次其事，排以日月，谓之日历（《圣朝职略》）。绍兴十八年，诏置修国史院，修神、哲、徽宗《三朝正史》。又有提举修敕令，天圣、庆历、嘉祐、熙宁编叙及元符敕令格式，各差宰臣提举，详定官以侍从之通法令者充。史馆又有校勘、检阅、校正、编校等官，或以布衣之该洽者为之。
玉牒所提举、监修，亦以宰相为之（见《宗正司》）。
欧阳修《论史馆日历奏》：“臣伏以史者，国家之典法也。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，可以垂劝戒示後世者，皆得直书而不隐。故自前世有国者，莫不以史职为重。伏见国朝之史，以宰相监修、学士修撰，又有两府之臣撰时政记。选三馆之士当升擢者，乃命修起居注。如此，不为不重矣。然近年以来，员具而职废。其所撰述，简略遗漏，百不存一，至於事关大体者，皆没而不书。此实史官之罪，而臣之责也。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据诸司供报，而不敢书所见闻故也。今时政记，虽是两府臣僚修纂，然圣君言动有所宣谕，臣下奏议事关得失者，皆不纪录，惟书除目、辞见之类。至於起居注亦然，与诸司供报文字无异。修撰官只据此铨次，系以日月，谓之日历而已。是以朝廷之事，史官虽欲书而不得书也。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，今撰述既成，必录本进呈，则事有讳避，史官虽欲书而又不敢书也。加以日历、时政记、起居注例皆承前，积滞相因，故纂录常务追修累年前事，而岁月既远，遗失莫存。至於事在目今，可以详於见闻者，又以追修积滞，不暇及之。若不革其弊，则前後相因，史官永无举职之时，使圣朝典法遂成废坠。臣窃见赵元昊自初叛至复称臣始终一宗事节，皆不曾书；亦闻修撰官甚欲纪述，以纂修後时，追求莫得故也。其於他事，又可知焉。臣今欲乞特诏修时政记、起居注之臣，并以德音宣谕、臣下奏对之语书之。其修撰官，不得依前只据诸司供报编次除目、辞见，并须考验事实。其除某官者以某功，如狄青等破侬智高，文彦博破王则之类；其贬某职者坐某罪，如昨来麟州守将及并州庞籍缘白草平事，近日孙沔所坐之类。事有文据及迹状分明，皆备书之，所以使圣朝赏罚之典可以劝善惩恶，昭示後世。若大臣用情，朝廷赏罚不当者，亦得书以为警戒。此国家置史之本意也。至於他大事，并许史所据所闻见书之。如闻见未详者，直牒诸处会问。及臣寮奏异同，朝廷裁置处分，并书之。以上事节，并令修撰官逐时旋据所得录为章卷，标题日分，於史院躬亲入柜封锁，候诸司供报齐足，修为日历。仍乞每至岁终，命监修宰相亲至史院点检。修撰官纪录事迹，内有不勤其事，隳官失职者，奏行责罚。其时政记、起居注、日历等，除今日以前积滞者不往追修外，截自今後，并令次月供报，如稍有迟滞，许修撰官自至中书、枢密院催请。其诸司供报拖延，及史院有所会问，诸处不画时报应，致妨修纂者，其当行手分，并许史院牒开封府勾追严断。其日历、时政记、起居注，并乞更不进本，所贵少修史职，上存圣朝典法。此乃臣之职事，不敢不言。”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国朝熙宁以前，秘书省无著作局，故置史馆，设修撰、直馆之职。元丰官制行，有秘书官，则其职归於监、少及著作郎、佐矣。而绍兴中复置史馆修撰、检讨，是与本省为二也。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，官制既行，其职归於卿、丞矣。而绍兴中复差侍从为修牒，又以他官兼检讨，是与本寺为二也。然则今有户部，可别置三司，有吏、刑部，可别置审官、审刑院矣。又玉牒旧制，每十年一进，谓甲子岁进书，则甲戌、甲申岁复然。今乃从建隆以来再行补修，每及十年则一进，以故不过三二年辄一行赏。书局僭赏，此最甚焉。”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曰：“自真庙以来，史馆无专官。神宗尝欲付曾子固以五朝史事，乃命为史馆修撰，使专典领。其後子固所草具，不当神宗意，书不克成。孝宗时修五朝史，而列传久未毕，遂召李仁父、洪景卢踵为之，皆奉京朝不兼他职者，数年而史始毕。盖自开院至成书，凡二十有八年，秉笔者五十有馀人。时景卢请通修《九朝正史》，上许之。景卢复言：制作之事已经先正名臣之手，是非褒貶皆有據，依乞命，後來史官無或輙將成書，擅行刪改，然書未就，而景卢去国。淳熙末修《高宗实录》，以他官兼之，至绍熙末年而工未及半。陈君举直学士院，建请以右文殿、秘阁二修撰并旧史馆校勘三等为史官，自校勘供职稍迁秘阁修撰，又迁右文殿修撰；在院三五年，如有劳绩，就迁次对，庶几有专官之效，无冷局之嫌。然亦不克行。明年但增检讨官三员，限一年毕。其後又七年而《高录》始成。时当修高宗正史、孝宗光宗实录，朝论竟无专官，始外召傅景仁、陆务观为在京宫观，免奉朝请，令修史。於是务观还政久矣，乃落致仕，以为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焉。”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