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下省，後汉谓之侍中寺（嘉平六年改侍中寺）。《晋志》曰：“给事黄门侍郎，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。”或谓之门下省。至齐，亦呼侍中为门下，领给事黄门侍郎、公车太学太医等令丞，及内外殿中监、内外骅骝厩、散骑常侍、给事中、奉朝请、驸马都尉等官。梁门下省有侍中、给事黄门侍郎四人，掌侍从傧相，尽规献纳，纠正违阙，监合尝御药封玺书。後魏尤重。北齐门下省掌献纳谏正及司进御之职，有侍中、给事黄门侍郎各六人，统左右局（左右局掌承华阁内诸事）、尚食（知御膳）、尚药（主御药）、尚衣（主御衣服）、殿中（领殿中监，察驾前奏引行事，制诸修补，东耕则进耜。隋改为殿内），凡六局。隋门下省有纳言二人，给事黄门侍郎四人（炀帝三人）。及散骑常侍、谏议大夫等官，并掌陪从朝直，兼统六局。开皇三年，罢门下省员外散骑常侍员。炀帝即位，加给事员，废帝侍、谏议等官。又改殿内省隶门下省。唐龙朔二年，改门下省为东台，咸亨初复旧。至武太后临朝，光宅初改为鸾台，神龙初复旧（圣历三年四月敕，别敕赐物，中书门下省官正三品唯二品，四品五品。开元七年八月，初敕中书门下厨新料破用外有馀，宜分取）。开元元年，改为黄门省，五年复旧。有侍中二人，黄门侍郎二人，给事中四人，左散骑二人，谏议大夫四人，典仪二人，起居郎、左补阙、左拾遗各二人，城门郎四人，符宝郎四人，弘文馆校书二人，其馀小吏各有差。
宋制，门下省在正阳门外西面北廊，掌受天下之成事，审命令，駁正违失，受发通进奏状，进请宝印。凡中书省画黄、录黄，枢密院录白、画旨，则留为底。及尚书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，皆奏覆审駁之。给事中读，侍郎省，侍中审，进入被旨画闻，则授之尚书省、枢密院。即有舛误应举駁者，大则论列，小则改正。凡文书自内降者，著之籍。章奏至，则受而通进，俟颁降，分送所隶官司。凡吏部拟六品以下职事官，则给事中校其仕历、功状，侍郎、侍中引验审实察，非其人则论奏。凡迁改爵秩、加叙勋封、四选拟注奏钞之事，有舛误，退送尚书省。覆刑部、大理寺所断狱案，审其轻重枉直，不当罪，则以法駁正之。国初循旧制，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之职，复用两制官一员判门下省事。官制行，始釐正焉。凡官十有一：侍中、侍郎、左散骑常侍各一人，给事中四人，左谏议大夫、起居郎、左司谏、左正言各一人。
元祐初，左仆射司马光上言：“谨按西汉以丞相总百官，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。光武中兴，身亲庶务，事归台阁，尚书始重，而西汉公卿稍以失职矣。及魏武佐汉，初建魏国，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。文帝受禅，改秘书为中书，有令，有监，而亦不废尚书。然中书亲近，而尚书疏外矣。东晋以来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，多与之议政事，不专任中书，於是又有门下，而中书权始分矣。降及南北朝，大体皆循此制。唐初，始合中书、门下之职，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其後又置政事堂，盖以中书出诏令，门下掌封駁，日有争论，纷纭不决，故使两省先於政事堂议定，然後奏闻。开元中，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。自是相承，至於国朝，莫之能改。非不欲分也，理势不可复分也。向日所谓中书者，乃中书门下政事堂也。唐末诸司使，皆内臣领之，枢密使参预朝政，始与宰相分权矣。降及五代，改用士人。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，日与议军国大事，其权重於宰相。太祖受命，以宰相专主文事，参知政事佐之；枢密使专掌武事，副使佐之。自是以来，百有馀年，官师相承，中外安帖。百司长官及诸路监司、诸州长吏，皆得专达，或申奏朝廷，或止申中书、枢密院。事大，则中书、枢密院进呈取旨，降敕劄宣命指挥。事小，则批状直下本司、本路、本州、本人。故文书简径，事无留滞。神宗皇帝以唐自中叶以後，官职繁冗，名器紊乱，欲革而正之，诚为至当。然但当据今日之事实，考前世之讹谬，删定重复，去其冗长，必有此事，乃置此官。不必一依唐之《六典》，分中书为三省，令中书取旨，门下覆奏，尚书施行。凡内降文书，及诸处所上奏状、申状至门下、中书省者，大率皆送尚书省。尚书省下六曹，六曹付诸案勘当，检寻文书，会问事节，近则寺监，远则州县，一切齐足，然後相度事理，定夺归著，申尚书省。尚书省送中书取旨，中书既得旨，送门下省覆奏画可，然後翻录下尚书省。尚书省复下六曹，方符下诸处。以此文字繁冗，行遣迂回，近者数月，远者逾年，未能决绝。或四方急奏待报，或吏民词讼求决，皆困於留滞。又本置门下省，欲以封驳中书省录黄、枢密院录白，恐有未当。若令举职，则须日有驳正，争论纷纭，执政大臣遂成不叶。故自置门下省以来，驳议甚少。又门下不可得直取旨行，虽有驳议，必须却送中书取旨，中书或不舍前见，复行改易。又内批文字及诸处奏请，多降付三省同共进呈，则门下之官己经商量奏决，若後有驳正，则为反复。近日中书文字有急速者，往往更不送门下省。然则门下一官殆为虚设，徒使吏员倍多，文书繁冗，无益於是。臣等今众共商量，欲乞依旧令中书、门下通同职业，以都堂为政事堂；每有政事差除及台谏官章奏，己有圣旨三省同进呈外，其馀并令中书、门下官同商议签书施行。事大则进呈取旨，降敕劄；事小，则直批状指挥，一如旧日中书、门下故事。并两省十二房吏人为六房，同共点检钞状，行遣文书。若有溢员，除拣选留住外，并特与减三年出职，不及三年应出职者，与减磨勘年限。若政事有差失，委给事中封驳；差除有不当，委中书舍人封还词头；又两省谏官皆得论列，则号令之出，亦不为不审矣。如此则政事归一，吏员不冗，文书不繁，行遣径直，於先帝所建之官并无所变更，但於职业微有修改，欲令於事务时宜差为简便耳。”
石林叶氏曰：“本朝沿习唐制，官制行，始用《六典》别尚书、门下、中书为三省，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，则侍中、中书、尚书令是也。既又以秩高不除，故以尚书令之贰左、右仆射为宰相。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以行侍中之职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以行中书令之职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，则三省互相兼矣。然左、右仆射既为宰相，则凡命令进拟，未有不由之出者，而左、右仆射又为之长，则出令之职自己身行，尚何省而覆之乎？方其进对，执政无不同，则所谓门下侍郎者亦预闻之矣，故批旨皆曰”三省同奉圣旨“。既以奉之，而又审之，亦无是理。门下省事，惟有给事中封驳而已，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驳已奉之命者。则侍中、侍郎所谓省审者，殆成虚文也。元祐间，议者以诏令稽留，吏员冗多，徒为重复，因有并废门下省之意。後虽不行，然事有当奏禀，左相必批送中书，左相将上而右相有不同，往往或持之不上，或退送不受，左相无如之何，侍郎无所用力，事权多在中书。自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，虽名进，其实皆未必乐也。”
致堂胡氏曰：“古者论一相而止。至成王时，虽以周公位冢宰，然亦与召公同相为左右。此《尚书》之序，孔子之言也。何者？周公不敢自圣独专相事，又将训後世，为人心不同而大贤难得，则参错并用，犹驱车，犹植屋，兼取众力，相辅相正，归於无失而己矣。故自汉以来，或置左、右丞相，或并置三公，不拘一相之文。至唐而法意尤密，既有左、右仆射，又有侍中、中书、尚书两令，左、右丞，及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参预朝政；而其大纲，则俾中书出令，门下审驳，分为二省，而尚书受成，颁之有司。当贞观之时，君明臣忠，朝希秕政，不数年坐致太平，其集材并用之效如此。诸葛武侯曰：‘参署者，集众思，广忠益也。若难相违覆，旷阙损矣。违覆而得中，犹弃弊僴而获珠玉也。’鸣呼！为君如太宗，为臣如武侯，公心望治，可为後世法也。若弃数百年成规，合三省为一，以一相专之，而官属如故，略无可否，见姓署名，是中书、门下之名存，而基命驳正之实亡矣。岂非舞文便私之甚哉？”
按：温公所言，以三省同取旨为是，盖主於合也。致堂所言，以三省各振职为是，盖主於分也。其旨似异。盖门下审覆之说始於唐，然唐以中书门下为政事堂，则己合而为一矣。但门下省之官，有给事中任出纳王命之事，有散骑常侍、左右司谏任谏争阙失之事，皆所谓覆审。而贞观时，太宗又命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，有失辄谏，则门下省无不举职之官矣。坐庙堂者，商订於造命之初，毋或擅权而好胜。居纠驳者，审察於出令之後，不惮纠过以弼违，则上下之间始无旷职，而三省之设不为具文。固不必为宰相者各据一省，显分尔汝，然後谓之称其职也。盖元丰官制之行，王珪为首相，蔡确为次相。确奏乞以首相兼门下侍郎，次相兼中书侍郎，其实以唐制有中书造命之说，於是奏事取旨皆次相，而首相并不得预，盖阴倾珪而夺之权。及温公为门下侍郎，尝恳确，欲数会议，各尽所见，而确终不许。此小人擅权之常态。於是门下省又以审覆驳正为己任。若各逞私意以为举职，则为中书长官者执造命之说，而必摈门下，使不得预取旨之权；门下长官者执审覆之说，而必驳中书己取旨之事。则两省之分，所以使之自为仇敌矣。其实两省属官既各有司封驳者，则都省共同奏事取旨施行，事有不当而後省留黄缴驳，乃不易之法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