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魏志·王肃传》注：“自初平之元，至建安之末，天下分崩，人怀苟且，纪纲既衰，儒道尤甚。至黄初元年之後，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，补旧石碑之缺坏，备博士之员录，依汉甲乙以考课。申告州郡，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。太学始开，有弟子数百人。至太和、青龙中，中外多事，人怀避就，虽性非解学，多求诣太学。太学诸生有千数，而诸博士率皆粗疏，无以教弟子。弟子本亦避役，竟无能习学，冬来春去，岁岁如是。又虽有精者，而台阁举格太高，加不念统其大义，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，百人同试，度者未十。是以志学之士，遂复陵迟，而来求浮虚者各竞逐也。正始中，有诏议圆丘，普延学士。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，虽复分布，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，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。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，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，多皆相从饱食而退。嗟夫！学业沈陨，乃至於此。是以区区私心，常贵乎数公者，各处荒乱之际，而能守志弥笃者也（数公，谓董遇、贾洪、邯郓淳、薛夏、隗禧、苏林、乐详等七人为儒宗）。”黄初五年，立太学，制《五经》课试之法，置《春秋榖梁》博士。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。满二岁，试通一经者称弟子，不通一经者罢遗（选举补官，并如後汉建和之制）。
明帝太和二年，诏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。
四年，诏曰：“世之质文，随教而变。兵乱以来，经学废绝，後生进趣，不由典谟。岂训导未洽，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？其郎吏学通一经，才任牧民，博士课试，擢其高第者，亟用；其浮华不务道本者，皆罢退之。”
齐王正始中，刘馥上言：“黄初以来，崇立太学，一十馀年，而成者盖寡。由博士选轻，诸生避役，高门子弟，耻非其伦，故无学者。虽有其名，而无其实；虽设其教，而无其功。宜高选博士，取行为人表，经任人师者，掌教国子。依遵古法，使二千石以上子孙，年从十五，皆入太学。明制黜陟，陈荣辱之路。”
明帝时，高柔上疏曰：今博士皆经明行修，一国清选，而使迁除限不过长，惧非所以崇显儒术，帅励怠隋也。宜随学行优劣，待以不次之位，敦崇道教，以劝学者，於化为弘。
按：两汉博士皆名儒，而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。今观刘馥、高柔所言，则知魏时博士之遴选既不精，而博士之迁升亦复有限矣。
吴主孙休永寿元年立学制曰：“古者建国，教学为先，所以遵理，为时养器也。宜按旧制，置学官，立《五经》博士，覈取应选，加其宠禄。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，各令就业。一岁课试，差其品第，加以位赏。使见之者乐其荣，闻之者羡其称，以惇王化，以正风俗。”
晋武帝初，太学生三千人。太始八年，有司奏：“太学生七千馀人，才任四品，听留。”诏曰：“己试经者留之。大臣子弟堪受教者，令入学。其馀遣还郡国。”
咸宁二年，起国子学（法《周礼》国之贵游子弟国子，受教於师者也）。
惠帝元康元年，以人多猥杂，欲辨其泾渭，於是制立学官品，第五品以上得入国学。
东晋元帝时，太常贺循言：“尚书被符，经置博士一人。又多故历纪，儒道荒废，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。且《春秋》三传，俱出圣人，而义归不同，自前代通儒，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。况今学义甚颓，不可令一人总之。今宜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二经置博士二人，《春秋》三传置三人，其馀则经置一人，各八人。”太常车允上言：“按二汉旧事，博士之职唯举明经之士，选转各以本资，初无定班。魏及中朝多以侍中、常侍儒学最优者领之，职虽不同汉氏，尽於儒士之用，其揆一也。今博士八人，愚谓宜依魏氏故事，择朝臣一人经学最优者，不系位之高下，常以领之。每举太常共研厥中。其馀七人，自依常铨选。”大兴初，欲脩立学校，唯《周易》王氏，《尚书》郑氏、《古文》孔氏，《毛诗》、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郑氏》、《春秋左传》杜氏、服氏，各置博士一人。其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榖梁》及郑《易》皆省，不置博士。
太常荀崧上疏曰：“昔武皇帝崇儒术，以贾马、郑、杜、伏、孔、王、何、颜、尹之徒，章句传注众家之学，置博士十九人。二十州之中，师徒相传，学士如林，犹选张华、刘实居太常之官，以重儒教。伏闻节省之制，皆三分置二。博士旧员十有九人，准古计今，犹未中半。九人以外，犹宜增置。《周礼》。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、《榖梁春秋》，臣以为宜各置一人，以传其学。”遇王敦难，不行。
征南军司戴邈上言：“丧乱以来，庠序隳废。议者或谓平世尚文，遭乱尚武，此言似之而实不然。夫儒道深奥，不可仓卒而成，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，则废坠已久矣。又贵游之子，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，从军征戍之役，不及盛年使之讲肄道义，良可惜也。世道久丧，礼俗日弊，如火之消膏，莫之觉也。今王业肇建，万物权舆，宜笃道崇儒，以励风化。”从之。
成帝咸康三年，国子祭酒袁瓌、太常冯怀以江左浸安，请兴学校。帝从之。乃立太学，徵生徒。而士大夫习尚老、庄，儒术终不振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东晋请建学校者，惟戴邈与袁、冯三君子恳恳言之，而终不能革清谈之俗，还孔、孟之教，任是责者，其庾亮乎。”
先公曰：“是时赵亦下书，令郡国立《五经》博士。初，勒置大小博士，至是复置国子博士。南北之学并兴，而江左虽微，中原丧乱，则自若也。”
孝武太元初，於中堂立行太学。於时无复国子生，置太学生六十人，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。事讫罢（其国子生见祭酒、博士，单衣角巾，执经一卷以代手版）。
自穆帝至孝武，并以中堂为太学。
太元九年，尚书谢石请兴复国学，以训胄子，颁下州郡，普修乡校。帝纳其言。明年，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，增造庙房屋百五十五间。而品课无章，君子耻与其列。国子祭酒殷茂上言：“臣闻旧制，国学生皆取冠族华胄，比列皇储。而中混杂兰艾，遂令人情耻之。”诏虽褒纳，竟不施行。
秦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，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。又作教武堂於渭城，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授诸将。阳平公融坐擅起学舍，为有司所纠。高泰谓王猛曰：“昔鲁僖公以泮宫发《颂》，齐宣王以稷下垂声，今阳平公开建学宫，追踪齐、鲁，不闻明诏褒美，乃更烦有司举劾乎？”乃止。自永嘉之乱，庠序无闻。及坚之僭，颇留心儒学。
宋武帝诏有司立学，未就而崩。
文帝元嘉二十年，立国学，二十七年废。
帝雅好艺文，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元学，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，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，为四学。
司马氏曰：“《易》曰：‘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’孔子曰：‘辞达而已矣。’然则史者，儒之一端；文者，儒之馀事。至於老、庄虚无，固非所以为教也。夫学者所以求道，天下无二道，安有四学哉！”
齐高帝建和四年，诏立国学，以张绪为祭酒，置学生百五十人，取王公以下子孙年十五以上，二十以下，家上都二千里为限。帝崩，乃以国讳废学。
先公曰：“齐高即位之初，求直言，崔祖思以为人不学则不知道，此逆乱之所由生，宜开文武二学，使人依方习业，优殊者侍以不次。此国学之所以置欤？《南史‖儒林传‖叙》言：‘国学时或建置，而劝课未博，建之不能十年，取文具而已。’宋、齐一也。张绪见谓风流，在清简寡欲之目，以为有正始之风。善清言而已，师道恐不止於清言。然当时以为极选矣。是春置学，秋以国哀罢，曾不及岁。江左之学校如此。”武帝永明三年，诏立学。初，宋太宗置总明观以集学士，亦谓之东观。上以国学既立，省总明观。召公卿以下子弟，置生二百二十人。其年秋中悉集。
时王俭领国子祭酒。诏於俭宅开学士馆，以总明四部书充之。又诏俭以家为府。自宋世祖好文章，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，无以专经为业者。俭少好礼乐及《春秋》，言论造次必於儒者。由是衣冠翕然，更尚儒术。俭十日一还学，监试诸生，巾卷在庭，剑卫、令史，仪容甚盛。作解散髻，斜插簪，朝野慕之，相与仿效（俭以宰相领祭酒）。令国子生单衣角巾，执经代手版。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