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中祥符二年，诏：“幕职、州县官初任者，或未熟吏道，群官勿得荐举。”
三年四月，诏：“自今每年终，翰林学士以下常参官，并同举外任京朝官、三班使臣、幕职、州县官各一人，明言治行堪何任使，或自已谙委，或众共推称。至时，令閤门、御史台计会催促，如年终无举官状，即具奏闻，当行责罚。如十二月内差出，亦须举官後方得入辞。诸司使副、承制、崇班曾任西北边、川、广钤辖亲民者，亦同此例。诸路转运使副、提点刑狱官、知州、通判，结罪奏举部内官属，不限名数，明言在任劳绩；如无人可举及显有逾滥者，亦须指述，不得顾避。以次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到京，如有违限，委都进奏院具名以闻，当依不申考帐例科罪。三司使副即结罪举奏在京掌事京朝官、使臣，仍令中书置籍，先列被举人名衔，次列历任功过及举主姓名、荐举度数，一本留中书，一本常以五月一日进内。次年籍内，仍计向来功过及荐举度数，使臣即枢密院置籍。两省、尚书省、御史台官，凡出使迥，并须采访所至及经历邻近郡官治迹善恶以闻。转运使副、提点刑狱官、知州、通判到阙，各具前任部内官治迹能否，如邻近及经由州县访闻群官善恶，亦须同奏，先於閤门投进後，方得入见。或朝廷要人任使，及有不治州县难了公事，并於上件籍内选择过犯数少，举任及课绩数多，并资历相当者差委，仍於宣敕内尽列举主姓名。或能一任幹集，即特与迁转；苟不集事，本犯虽不去官，亦移闲慢僻远处。内外群臣并举及三人幹事者，仰中书、枢密院具名取旨，当议甄奖；如并举三人不集事，坐罪不至去官，亦仰奏裁，当行责降；或得失相参，亦与折当。”
天禧三年，吏部铨言：“本司令录稍多，员阙甚少，请权借审官院京朝官知县阙注拟一任。”诏审官院以五千户以下县借之。
仁宗天圣六年，诏：“审刑院举常参官在京刑法司者为详议官；大理寺详断、刑部详覆、法直官，皆举幕职、州县晓法令者为之。自请试律者须五考，有举者乃听试律三道、疏二道，又断中小狱案二道，通者为中格。”
时举官擢人，不常其制。国子监阙讲官，尝诏诸路转运使举经义通明者；或欲不次用人，又尝诏近臣举常参官历通判无赃罪而才任繁剧者，已之亲及执政近属毋得举；欲官诸边要，亦尝诏节度使至閤门使、知州军、铃辖、诸司使，举殿直以上材勇使边任者，或令三司使下至天章阁待制举奏之；边有警，又或诏诸转运使、提点刑狱、升朝官举所部官才任将帅者；三路知州、通判、县令，皆诏近臣举廉幹吏选任之，毋拘资格。至於文行之士，钱榖之才，刑名之学，各因时所求而荐焉。而守选者更郊赦减与赴调。後立法：所举未迁而罪赃暴露者，免劾。自天圣後，进者颇多，物议患其冗，始戒近臣，非受诏毋辄举官。又下诏风厉，毋以为荐举阿私。其任用已至部使者，毋得复荐。失举而已擢用，听自言不实，弗为负。
又诏磨勘迁京官者，增四考为六考，增举者四人为五人，犯私罪又加一考。举者虽多，无本道使者亦为不应格。议者以身、言、书、判为无益，乃罢之，而试判者亦名文具，因循无所去取。
御史王端以为：“法用举者两人，得为令；为令无过谴，迁职事官、知县；又无过谴，遂得改京官。乃是用举者两人，保其三任也。朝廷初无参伍考察之法，偶幸无过，辄信而遣之，是以碌碌之人皆得自进。因仍弗革，其弊将深。”乃定令：被荐为令，任内复有举者始得迁，否则如常选，无辄升补。时增设禁限，常参官已授外任，毋得奏举。京官见任知州、通判，升朝官兵马都监、诸司副使以上，及在京员外郎尝任知州、通判，诸司副使尝任兵马都监者，乃听举。明年，流内铨复裁内外臣僚岁贡数，文臣待制至侍御史，武臣自观察使至诸司副使，举吏各有等数，毋得辄过；而被举者须有本部监司、长吏、按察官，乃得磨勘。睦州团练推官柳三变到官未逾月，而知州吕蔚荐之。侍御史知杂郭劝言：“蔚未睹善状而荐之，盖私之也”。乃限到官一考，方得荐。又诏：“选人六考改官而尝犯私罪者，加一考。知杂御史、观察使以上，岁举京官不得过二人，其尝参官毋得复举。”自是举官之数省矣。又命监司以所部州多少、剧易之差为举令数，非本部无辄举。其後又增举主至三员。盖官冗之弊浸极，故保荐之法，大抵初略而後详也。
仁宗朝，尤以选人迁京官为重，虽有司引对法当与，帝亦省察其当否乃可之。
苏轼《策别》曰：“国家取人，有制策，有进士，有明经，有诸科，有任子，有府史杂流。凡此者，虽众无害也。其终身进退之决，在乎召见改官之日，此尤不可以不爱惜慎重者也。今之议不过曰：‘多其资考，而责之以举官之数，且彼有勉强而已。资考既足，而举官之数亦以及格，则将执文墨以取必於我，虽千百为辈，莫敢不尽与。’臣窃以为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过，是以为一定之制，使天下可以岁月必得，甚可惜也。方今之便，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於吏部吏部，以其资考之远近、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，然後使一二大臣杂治之，参之以其材器之优劣而定其等，岁终而奏之，以诏天子废置；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、罪免者几人，而增其数，以所奏之等补之，及数而止。使其予夺亦杂出於贤不肖之间，而无有一定之制，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，将自奋厉磨淬，以求闻於时，而向之所谓用人之大弊者，将不劳而自去。然而议者必曰：‘法不一定，而以才之优劣为差，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。’臣以为不然。夫法者，本以存其大纲，而其出入变化，固将付之於人。昔者，唐有天下，举进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门，唐之制，惟有司之信也。是故有司得以搜罗天下之贤俊，而习知其为人，至一日之试，则固已不取也。唐之得人，於斯为盛。今以名闻於吏部者，每岁不过数十百人，使一二大臣得以访问参考其才，虽有失者，盖已寡矣。如必曰：‘任法而不任人，天下之人必不可信。’则夫一定之制，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。”又曰：“夫天下之吏，不可以人人而知也，故使长吏举之；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，故使长吏任之，他日有败事，则以连坐，其过恶重者其法均。且夫人之难知，自尧舜病之矣。今日为善，而明日为恶，犹不可保，况於十数年之後，其幼者已壮，其壮者已老，而犹执其一时之言，使同被其罪，不已过乎？天下之人，仕而未得志也，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；惟其既已改官而无忧，是故荡然无所不至。方其在州县之中，长吏亲见其廉谨勤幹之节，则其势不可以不举，彼又安知其终身之所为哉！故曰‘今之法，责人以其所不能’者，谓此也。一县之长察一县之属，一郡之长察一郡之属，职司者察其属郡者也。此三者其属无几耳，其贪，其廉，其宽猛，其能与不能，不可谓不知也。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，是可复以为牧人欤？夫为长而属之不知，则此固可以罢免而无足惜者。今其属官有罪，而其长不即以闻，他日有以告者，则其长不过为失察，而去官者又以不坐。夫失察，天下之微罪也。职司察其属郡，郡县各察其属，此非人之所不能，而罚之甚轻，亦可怪也。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，何也？夫吏之贪者，其始必诈廉以求举。举者皆王公贵人，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，以身任之。居官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，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。连坐者常六七人，甚者至十馀人，此如盗贼质劫良民以求苟免耳。为法之弊，至於如此，亦可变矣！如臣之策，以职司、守令之罪罪举官，以举官之罪罪职司、守令。今使举官与所举之罪均，纵又加之举官，亦无如之何，终不能逆知终身之廉者而後举，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。苟以其罪罪职司、守令，彼其势诚有於督察之。臣知贪利小人无容足之地，又何必於举官焉难之。”
石林叶氏曰：“祖宗时，监司、郡守荐部吏，初无定员，有其人则荐之，故人皆谨重不肯轻举，改官人每岁殆无几。自庆历后，始以属邑多寡制数。于是各务充元额，不复更考材实，改官人每岁遂至数倍。事有欲革弊而反以为弊，固不得不谨其初。治平中，贾直孺为中司，尝以为言，朝廷终莫能处，盖人情沿习既久，虽使复旧，亦不可为也。”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