洋州刺史赵匡《举选议》曰：“汉朝用人，自诏举之外，其府寺郡国属吏，皆令自署，故天下之士脩身於家，而辟书交至，以此士务名节，风俗用修。魏氏立九品之制，中正司之，於是族大者第高，而寒门之秀屈矣。国朝举选用隋氏之制，岁月既久，其法益讹。夫才智因习就，固然之理。进士者，时共贵之，主司褒贬，实在诗赋，务求巧丽，以此为贤，溺於所习，悉昧本原，欲以启导性灵，奖成後进，斯亦难矣。故士林鲜体国之论，其弊一也。又人之心智盖有涯分，而九流七略，书籍无穷，主司徵问，不立程限，故脩习之时，但务钞略，比及就试，偶中是期，业无所成，固由於此。故当代寡人师之学，其弊二也。疏以释经，盖筌氾耳。明经读书，勤劳已甚，既口问义，又诵疏文，徒竭其精华，习不急之业，而当代礼法，无不面墙，及临人决事，取办胥吏之口而已，所谓所习非所用，所用非所习者也。故当官少称职之吏，其弊三也。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，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，其事难，其路隘也如此，而杂色之流广通，其路也此一彼十，此百彼千，揆其秩序，无所差降。故受官多底下之人，修业抱後时之叹，待不才者何厚，处有能者何薄！崇末抑本，启昏窒明。故士子舍学业而趋末伎，其弊四也。收人既少，则争第急切，交驰公卿，以求汲引，毁訾同类，用以争先。故业因儒雅，行成险薄，非受性如此，势使然也。浸以成俗，亏损国风，其弊五也。大抵举选人以秋初就路，春末方归，休息未定，聚粮未办，即又及秋。正业不得脩习，益令艺能浅薄，其弊六也。羁旅往来，縻费实甚，非唯妨阙正业，盖亦隳其旧产，未及数举，索然以空，其弊七也。贫窭之士，在远方欲力赴京师，而所冀无际，以此揆度，遂至没身，使兹人有抱屈之恨，国家有遗才之缺，其弊八也。官司运江、淮之储，计五费其四，方达京邑，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，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，计其人畜，盖将数万，无成而归，十乃七八，徒令关中烦耗，其弊九也。为官择人，唯才是待。今选司量格，并格之以年数。合格者判虽下劣，一切皆收；如未合格而应科目者，才有小瑕，莫不见弃。故无能之士，禄以例臻，才俊之流，坐成白首，此非古人求贤审官之义，亦已明矣，其弊十也。选人不约本州所试，悉令聚於京师，人既浩穰，文簿繁杂，因此渝滥，其事百端。故俗间相传云：‘入试非正身，十有三四；赴官非正身，十有二三。’此又弊之尤者。今若未能顿除举选，以从古制，且稍变易，以息弊源，则官多佳吏，风俗可变。”
开元二十四年，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，帝以员外郎望轻，遂移贡举於礼部，以侍郎主之。礼部选士自此始。侍郎亲故移试考功，谓之“别头”。
开元二十五年，敕曰：“进士以声韵为学，多昧古今；明经以帖诵为功，罕穷旨趣。自今明经问大义十条，对时务策三首，进士试大经十帖。”
天宝六载，上欲广求天下之士，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。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，建言举人多卑贱愚愦，恐有俚言污浊圣听。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，灼然超绝者，具名送省，委尚书覈试，御史中丞监之，取名实相副者闻奏。既而至者皆试以诗、赋、论，遂无一人及第者。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。
按：温公《通鉴》载此事於天宝六载，然以《唐登科记》考之，是年进士二十三人，风雅古调科一人，不知何以言无一人及第也。当考。
天宝十二载，敕天下罢乡贡，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。
十四载，复乡贡。
肃宗乾元初，中书舍人李揆兼礼部侍郎言：“主司取士，多不考实，徒峻其堤防，索其书策，殊不知艺不至者，居文史之囿，亦不能僛其词藻，深昧求贤之意。”及试进士文章日，於庭中设《五经》、诸史及《切韵》本於床，而引贡士谓之曰：“大国选士，但务得才，经籍在兹，请恣寻检。”
舒元舆举进士，见有司钩校苛切，既试尚书，虽水、炭、脂炬、飧具皆人自将，吏一唱名乃得入，列棘围，席坐庑下。因上书言：“古贡士未有轻於此者。且宰相、公卿由此出，而有司以隶人待之，诚非所以下贤意；罗棘遮截，疑其为奸，又非所以求忠直也。”
吴氏《能改斋谩录》曰：“《杜阳杂编》记舒元舆进士，既试，脂炬人皆自将。以余考之，唐制如此耳。故《广记》云：唐制，举人试日，既暮，许烧烛三条。韦永贻试日先毕，作诗云：‘褒衣博带满尘埃，独上都堂纳卷回。蓬巷几时闻吉语，棘篱何日却重来？三条烛尽钟初动，七转丹成鼎未开。残月渐低人扰扰，不知谁是谪仙才。’又云：‘白莲千朵照廊明，一片昇平《雅》、《颂》声。才唱第三条烛尽，南宫风月画难成。’而旧说亦言：举人试日，已晚，主文权德舆於帘下戏云：‘三条烛尽，烧残举子之心。’举子遽答云：‘八韵赋成，惊破侍郎之胆。’故《国史·窦正固传》：‘旧制，夜试以二烛为限，长兴二年，改令昼试。正固以短昼，奏复夜试。’周广顺中，窦仪奏复用昼。乃知本朝循周，不许见烛。”
代宗广德二年，贾至为侍郎，建言：岁方艰歉，举人赴省者，两都试之。两都试人自此始。
宝应二年，礼部侍郎杨绾言：“进士科起隋大业中，是时犹试策。高宗朝，刘思立加进士杂文，明经填帖，故为进士者皆诵当代之文，而不通经史，明经者但记帖括。又投牒自举，非古先哲王侧席待贤之道。请依古察孝廉，其乡闾孝友信义廉耻而通经者，县荐之州，州试其所通之学，送於省。自县至省，皆勿自投牒，其到状、保辨、识牒皆停。而所习经，取大义，听通诸家之学。每问经十条，对策三道，皆通为上第，吏部官之；经义通八、策通二为中第，与出身；下第，罢归。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兼为一经。其明经、进士及道举并停。”诏议之。给事中李栖筠等议曰：“三代之选士任贤，皆考实行，是以风俗淳一，运祚长远。汉兴，监其然，尊儒术，尚名节，虽近戚窃位，强臣擅权，弱主外立，母后专政，而亦能终彼四百，岂非学行之效邪？魏、晋以来，专尚浮侈，德义不修，故子孙速颠，享国不永也。今绾所请，实为正论。然自晋室之乱，南北分裂，人多侨处，必欲复古乡举里选，窃恐未尽，请兼广学校，以明训诱。虽京师州县皆立小学，兵革之後，生徒流离，儒臣师氏，禄廪无向。请增博士员，厚其廪稍，选通儒硕生间居其职，十道大郡置太学馆，遣博士出外，兼领郡官，以教生徒。保桑梓者，乡里举焉；在流寓者，庠序推焉。朝而行之，夕见其利。”而众论以为举进士久矣，废之恐其失业。乃诏明经、进士与孝廉兼行。
江陵项氏曰：“风俗之弊，至唐极矣。王公大人巍然於上，以先达自居，不复求士。天下之士，什什伍伍，戴破帽，骑蹇驴，未到门百步，辄下马奉币刺，再拜以谒於典客者，投其所为之文，名之曰‘求知己’。如是而不问，则再如前所为者，名之曰‘温卷’。如是而又不问，则有执贽於马前自赞曰：‘某人上谒者。’嗟乎，风俗之弊，至此极矣！此不独为士者可鄙，其时之治乱盖可知矣。”
德宗贞元十八年，敕：“明经、进士，自今以後，每年考试所收人：明经不得过一百人，进士不得过二十人。如无其人，不必要满此数。”
十九年，敕：“礼部举人，自春以来，久愆时雨，念其旅食京邑，资用屡空，其礼部举今年宜权停。”
博士韩愈上状曰：“伏见今月十日敕，今年诸色选举宜权停者。道路相传，皆云以岁之旱，陛下怜悯京师之人，虑其乏食，故权停举选，以绝其来者，所以省费而足食也。臣伏思之，窃以为十口之家，益之以一二人，於食未有所费。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，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，并其僮仆、畜马，不当京师百万分之一，以十口之家计之，诚未为有所损益。又今年虽旱，去岁大丰，商贾之家必有储蓄，举选者皆赍持资用，以有易无，未见其弊。今若暂停举选，或恐所害实深，一则远近惊惶，二则人士失业。臣闻古之求雨之词曰：‘人失职欤？’然则人之失职足以致旱，今缘旱而停举选，是使人失职而召灾也。”“)